那么再说王翦之外的秦国国尉缭子，他对局势的谋划应当如何评价？

历史不会幸运地眷顾到一人一国两次，命运终归是无常的。智慧生物企图通过自身经验主义对未来作出最为正确的推演，从而达成符合自身目的的现实变化，本质上，这种‘深度思索’不仅以表面上脱离实际的社会生产为前提：即事实层面对本族本圈子身边人底层同伴的阶级压迫；更是对天道演化的过度侵犯，‘预测准确率过高’而遭受意外的不测时，人们往往会认为此君遭受到天谴的力量。虽然这种说法依旧很笼统，不能触底其涉及到生物生存博弈层面的根本缘由，但也决不失为为自身奋斗而打算的绝佳表现。个人与群体的命运是很难统一到一起了——个体之所以作为个体存在的原因也即于此。在潜意识层面，因幼时开始所受教育而对集体主义、大众与社会有较强认同感，而缺乏个人行动色彩的人生便开始植入，正如信仰一般，人很难推翻潜意识层面根深蒂固的那些概念——即使过度刻意且近乎暴力地割裂也不行。有些人因此而魔怔，以至于出现极端现象：一个近乎偏执地痛恨自身原有身份者会在大街上对着与他看似具备相同的原本身份者恶语相加，甚至不惜使用暴力解决由他开启的争执。难道这种情况不像是对个人主义、坚定告别过去集体认同感的侵犯吗？事情发展到用暴力解决的地步，已经很接近真相了，原始人类的生存状态即主要依托用暴力取得所想获取的猎物、水、洞穴等生存必备的条件。生存即生存本身，不应被附加过多的所谓‘思索后标签’加诸人身上成为生命的负累，动物不会想这些玩意儿，智慧生物最起码不应该倒退演化。

至于这些过度的‘标签思索’与‘定性’之外，是谁在诱导这一切出现在其他人的身上？那些为他们生活带来精神分裂般自我搅扰的人，是否就是某些‘深度思索’份子？这些动荡之源虽然未必真的会促使过于激烈的社会现象发生，但应该如何看待他们脱离社会生产而坐享生存甚至奢华生活的现实呢？又是谁在他们背后保证着他们能坐而论道，面向社会公众兜售属于他们个人的‘独立’研究成果的呢？

即便不考虑以上问题，也应当清楚，某些‘深度思索’份子的确对天道演化产生过度侵犯的损害，基于其脱离实际生产生活的现状，将其视为阻挠同胞维持基本生存秩序的‘反之人类’罪犯并不为过——而这件事如何与秦王政主导下一波三折的伐荆过程相关联的呢？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秦王政不可能没有通过臣下或身边幕僚听到过这句当时代的兵家指导思想名篇，作为立志统一天下的雄主，所进行得又是保障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于乱世、以务实且一劳永逸地兼并战争，期望解决客观而不可避免的东周社会痼疾，重新恢复夏商周上古三代初期时那样古典时代美好的社会愿景，魄力大到前无古人。

但三代是怎么样崩坏的呢？他在乎但不认为一定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通过法家学者所主导建立起固定的制度维持社会运转，后世子孙修修补补，万世可以想见。自己的想法是得到谋臣们极大包容地在构筑，万民的私念就要被千方百计地压制丧失基本的‘思索’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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