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仗由六国既定贵族深重影响着的并不灵活有效的外交与战争，对敌国从内部开始分化瓦解的同时严加防范自身被敌人从内部瓦解，虽然在旧制度约束下能够以最潇洒的走位获得对同批次旧国家的优势，但对没有既定历史包袱——庞大既得利益群体干扰下的新社会团体而言，其力量明显也会落入下风，步六国后尘。

所谓七雄更应当被看成能够有效压制各自国内新兴力量的国度，只是他们在完成自身与先进生产力的基本对接后，各个小国家已经被东周兼并战争中消耗积久，而新阶段下的大型地缘博弈联盟的组织与对抗，则进化得太过迅猛，以至秦王政这样的狠人能够在一代人间完成最后的兼并。这种专之制力量过于华丽的‘表演’，自然会使常人失去对各地域性古典诸侯王国内部效压制内部新兴力量的观察。

王翦出身秦国的平民阶层，在军功制度设计的诱惑下，年少时即拟定融入耕战系统、进化超强武力的个人前途大道。身为局中人，他没想过关东六国在变法之后残留更多的贵族政务运行情况是何种样貌的，又是否会吸引到立志以武晋升公卿行列的自己，思想‘东化’，堕落为秦王专之制的隐形反对者。只因为秦国的仗在他有生之年，几乎没可能打完；而军中是讲求明确隶属关系以方便高效率指挥的职业群体；正逢其所经历诸王正是秦国对外扩张屡屡得手的英明王者，而六国反扑之势亦然常现凶猛，好多次有出现将秦国彻底瓜分的趋势，所以王翦没有正当理由思考王廷上颇为缠绵悱恻的党争如何通过阴柔的方式完成内外联合，而在之后将国力武断地作用到他国的：那是纵横家与正经世卿的主阵地，并不容他染指。所以在有机会对外国作战时，王翦只能相对合理地为秦国朝堂争斗留出预设的内耗空间，而将自己能把握住的部分资源紧紧掌握在手，达成既定务实的作战目的。在他眼中看到的，和尉缭所推算到的未来，决然不会相同。

这也就是为什么尉缭子在秦王政后期鲜有出现的原因：于攻韩、赵、魏、燕的策略上，他对嬴政的谏言基本准确，因为外交在对战中的比重一直存在，其个人对兼并战争的主张是依附于外交领域纵横而存在的。可到攻楚时，燕国已经被打趴下在边缘地区顽抗，剩下的国度中只有齐国依旧中立、卫君受其与吕不韦、商鞅等前辈的恩惠能够以傀儡形式在野王地奉行社稷。当战争对象瞄准一个国内封君林立、国土曾经占据几乎整个南国、至今算得上秦之外的超级大国时，外交的力量已经不再重要：尉缭不可能在开战后深入战区与楚国贵族充分交换打破相持平静后的意见，更不可能在六国故地同各类闲散而四处游荡的潜在反抗力量讲道理——新生代的后辈们猎食凶猛而不按常理出牌，或热血激进、或一味保全自身实力四处游击，嬴政也缺乏赐予对方讲和机会的包容心性，自然，尉缭子会随着纵横家在战国时代末期的落幕而谢场。

此后的彼此串联，出现在失去民力供养后的故公卿大夫辈直接对接上：他们或被迁徙到关中居住；或因犯罪而被发配到同一处劳动工场劳作；又或在游击反秦的统一国境中彼此相遇问好；最差的情况，在同处监牢里共处人生最后时光，各自吹嘘生平为乐——不是所有人都有项梁受曹咎与司马欣存命的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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