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最终除了斗鸡犬赛车马外,只剩下修造宫室和招揽美女供养其间能消耗得了——可这样全是贪图个人欲望享受的败亡之君所为啊!自己若真敢这样干,季文子身为公室后裔,虽然血脉疏远,但跨过自己子嗣问鼎鲁国君位的潜在可能依旧相当充足。
因此在三年努力不见成效后,宣公坐不住了,直接出手找外援:要为自己这中年人从晋国娶公主,远可图谋‘去三桓、张公室’的宏图,近又能保证未来的晋国母系的太子继位出现偏差时,晋国有遣劲旅问罪作梗大夫的名义,保证自己这一脉香火传续、中央安定。因此派去作为问聘迎亲使者的公孙归父还没回国,知晓内情的季文子就让宣公‘意外了’,一点都不体面。当然惊出冷汗的他也没敢再觊觎君位,而是假惺惺地在朝议中对着所以大臣的面追根溯源、直接否定宣公当年即位的合法性,并质疑这些年来采取的对外政策的合理程度。朝臣见季文子暗中谋杀君主后又大言不惭地为他自己‘立牌坊’,都感觉这货越玩越大,不再支持季文子令自家门庭广大富有的‘既有功绩’,质疑起对方来——好处嘛,正经捞到手里后,新一轮议政算下回合,谁还记得你当初的‘恩情’?季文子也傻眼子,只好退一步海阔天空,拉上三桓其余的两家一起顶级贵卿联合坐庄,上欺君主、下压大夫,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和家族不在未来受到清算。这件事也便是三桓彻底走向全面崛起的奠基石事件:三桓家主彼此不猜疑,又无人惦记篡位,自然能把权力长久地攥在他们手中。
可这一番行动下来,鲁国究竟谁获得了利益呢?时间线稍微放长远点看就知道,国有之井田制改制私营后,除了三桓的这一层顶级大贵族,鲁国再没有任何人是赢家:那些二三流大夫到不入流的士们,他们在私有田产彼此收购兼并的浪潮中,难道能竞争过三桓的族人吗?当然不能啦,所以在鲁国,除了三桓以外的势力全都走上衰弱与贫困的道路,而鲁国的国防又由三桓操办,在民间搜刮来的金玉珠宝送给晋、楚上国供奉之外基本收入三桓家中。这就导致民众素质越来越堪忧,三桓也像土财主一样,甚至出现人殉‘复辟’的古典陋习重兴——奴隶嘛,不算正式的国人身份,数量又多,想怎么牺牲就怎么匹配丧葬规格来,何况这事还算是比拼实力的重大面子工程呢!
鲁国沦为三桓的自留地了,后来自然有万古如长夜的圣贤仲尼救渡,搞得季孙氏不得不独立为费国保全家族地位。可这事看在子产眼里,他身为郑卿,可以不管鲁国的事。但若放任郑国民间事实上多种所有制并行、税赋劳役等百姓纳贡形式也以同样途径被七穆之中的‘有心人’在执政时以效仿良法、革除弊病的空洞口号进行实其实际内容的革新政令,事情可就来不及了——田制一旦更张,遍地的中下层大夫会凭借本身权力维护新增的既得利益,这样就不能保证能进行二度修正之主义革新了,那种式样的郑国,怕是真的要凉!
从地缘政务的角度看,郑国北邻晋、南接楚、西拜周室,这三处已经够呛了,可不是鲁国那种背靠相对置身晋-楚争霸于世外的齐国强邻能一较安定环境的:鲁国可以卑身侍奉齐国作其看门狗,讨好下晋、楚保证外部安定,连深化革新的内部动力都维持在低水平,郑国可没这种福气!
所以子产选择了另一种较为直接了当的做法:整顿从公室到士的各级贵族历来享有的私邑封地,使其规范在应得利益范围内,保障国人民众赖以维生的基本农耕自养利益;进一步规范有身份的国人与无公民身份的野人在制度领域上的完善统一用兵抽丁需求设立的第二重什伍编户体系,复合在原有乡邑下从属地籍隶属的人员户籍上;针对井田制产权肃正之外的确约束不到的私田,既然无法收回,便严格按照拥有土地亩量面积课以重税。三管齐下,除了少数重建起对井田制信心的国人民众重新耕种原有井田外,也只剩下一些渴望得到国人身份的野人情愿劳累出力了。这便是历史上子产得名的第一项主要革新,史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
其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的内容,依旧在维护周礼为代表的传统政务与社会生活则秩序;田洫一项整治不同土地性质的产权疆界,则来自与其父子国友好的叔伯辈执政子驷那里。之前坚定执行这项革新的子驷因为施政偏激,与兄弟简同党的子国、子耳死在内乱中,那次内乱中,正是子产依仗其父子国司马的职位之威,下令及时关闭宫门警戒、调集国人兵力对准叛军,才得以平定内乱的,作为被子驷推举上台的郑简公当然相信这一脉络上的革新党人执政,子产也才有机会在后来成为执政;庐井有伍一项则暗藏玄机:周朝立国的根本是战车作战体系,武力开国,官爵、户籍、地产等制度更像为其配套建成而能推广到外域新邦之国国度,在外地成为巩固周朝霸权存续的桩脚而存在的,因此井田制下有别于战车作战体系、也即别于贵族专权根基的什伍制度,则属于周礼编定中的纯粹步兵阵,平时在乡里由普通士大夫或什伍长直接组织起不同规模的乡村自卫队,应对巡逻、追捕盗贼等事宜,战事则在高级卿大夫军官率领下,作为战车不便行动处更加灵活的步兵阵容与敌军短兵相接,自然不用依仗贵族们精熟战车作战体系的权力来对国人民众日常的具体生活颐指气使、侵占庶民利益了;通过对作为大人(物)存在的贵族阶层利益限流、权力约束、奢侈风气的制约,使国家政权在短暂的安定期内重新回到原有秩序内继续运行。
鉴于叔伯子驷执政的悲剧遭遇,子产在生命的后半生都尽量保持着广泛体恤各阶级民众的谦逊态度,以求最大程度获取各方好感,不使革新举措造成的动荡发展到内乱的程度。大抵五年后,子产才从第一系列的固本培元式革新中收获到起初各阶层普遍抵制他的民众的支持,开启下一阶段真正令国家肉痛的“作丘赋”革新——这项行动才能保证第二次弭兵会盟后出现新的动荡时,郑国有顽强武力保证自身国防安全。当然,子产的耐心与城府的深厚程度也可窥见一斑。
不用担心的事,子产虽然贵为‘变法先驱’,顶着春秋改革第一人的名号,但实际上依旧有鲁国执政顶在前面‘吃过螃蟹的’,食蟹者正是那位不是东西的季文子,而两人头一遭大手笔,相差时间则有五十二载:观察期之长,两三代人时间,足够子产观察其制度利弊了,何况还有其他国家一样跟着摸石头渡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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