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礼》未成的原因在方方面面不能尽谈，但可以很肯定的说，这在近代写成且已经光照华夏——就是那本与南国代表色赤红相近的火红旗帜宣言！他飘扬过海而来，基于人性正向内涵、与东方真正起于底层的草根墨家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激烈着当时热爱人民和劳苦大众的广大有志之士加入到轰轰烈烈的反帝反殖运动中来，一如亚非拉地区广大民众那样曾经的奋起反击一样。

至于后事：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收入，会……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当丑陋的儒家学说名义上假借民众的名义将自己包装成世间最美好的存在而裹挟一切力量，实现本门学说霸权的时候，东方古老世界中曾经能真正与之相抗衡的墨家和杨朱等学说便被迫消沉了。儒家学说的下沉极限是士大夫；法家则为基层官吏；墨家才是真正最接近那平民百姓利益存在的存在——因为诡辩邪恶而企图利用民众达成个人功名富贵的儒家门生窃取正义、装作《周礼》仪范‘唯一’、‘正统’的继承者，所以借助传播虚浮不实的礼仪的名义蛊惑民众！抢走本该属于墨家的草根拥簇者——手段不外乎美其名曰利益上一体均沾，而墨家显然不主张民众占有他们财物，致使在关东的墨家子弟沦为工商业大户供养起来、反战反兼并的鼓吹号角，力图维护人民最基本的生命存续。这样的现象怎能不令人痛心呢？

越是底层，越对利益有贪婪的占有欲望。但处在世俗社会中，从来没人告诉过他们，没有燥烈的争夺心才能根本上杜绝人间苦难，伪装成礼仪的形势来固定化利益分配体系，最后当然会引发末层级的生存挣扎而不得解脱。那些在台上装模做样的食利者，饱腹过度的时间太久了。

国家层面的兼并兴起是基于私田制兴起的，世卿贵族地位不断下降，大量后裔落入民间，自然不甘心落寞余生，所以会参加到将学说继续整理使其能够符合基层民生的历史潮流中去。当一国内的知识分子缺乏基本生活供养时，当然要奋力自谋生计。春秋有逃难异国的大夫，而战国则有周游列国游士，前者被迫离家去国，后者则因为根本没有家门可言——穷门小户受到各种外力而奔溃的情况数不胜数，怎么能让士人认可为‘家’呢？家，士的家，可是要遮蔽小吏所兴起‘风雨’的！

这就是‘兼爱’的来源，彼有兼并，我则兼爱！

至于‘非攻’，此事则要追踪到宋襄公时代败给楚师的那场泓水之战——说道车战与征服，宋襄公身为子姓微子启后裔，一定要正规作战吗？这和腐朽无关，春秋时代的国君能活到白发的，个个都不是善茬。之所以允许楚师渡河，原因很简单：在北土晋、齐两国周室重要桩脚的眼皮下争霸，本身需要周朝正统各邦为其信用背书，这样才能在周朝霸权下以辅佐周王室的名义扩张自己这前朝后裔的国家力量，不然连最基本的对附近国家和领地的兼并战争都有受周王室下令责难的可能，齐侯可是有周公‘五侯九伯汝实征之’的传统开战权力呢。作战礼仪？这玩意儿只有楚王国这等新兴霸权国家配得上自己容忍：通过对新兴霸权国家合乎周礼的击败，这样才能获取巩卫周王室最力的天子认可，后面宋国对东南地区的征讨权力才能被天子给予——允许楚师渡河，全军对等体力、阵型下战胜对方，才能使周室背后的晋、齐充分忌惮宋国实力，不干涉宋国未来的扩张。可南蛮楚师的战术没有讲究周礼的必要，全军又在背水一战，并不确信宋襄公在战胜后不会趁楚溃兵渡河之机全力追杀，宋师的战败自然也就奠定了。如果宋襄公玩玩退避三舍的道理设定伏击，令楚师上下都有后撤后再度集结的侥幸心理，宋师赢得此战则稳得很。宋襄公何尝没有小心思？泓水在后，周转不利，冒险搏一搏楚师直接冲乱对方阵型，这样名义上的礼让实际并未给对方多少优势，论阳谋，还得看宋襄公。至于决定泓水之战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宋襄公和公孙固都不是顶级的将才，事前又缺乏详细准备，只在楚师渡河时出现后者劝谏宋襄公半渡而击——这次‘约架’到开战，大量的时间为什么没有被充分拿来研讨作战方略，研究各种可能情形？唯有如此才能应对楚国历年开拓四方积累下的精锐雄师。用素质稍次的军队冲击对方因没有后部转圜空间而畏惧被冲垮阵型的强兵，激发出对方死战的决心，开始了同样不敢奢求保持全军阵容下冲击的楚师，则将战术变为局面战场各自为战的近身搏杀，因此宋师在丧失主场有利地形后又失去阵型优势，近身搏斗考量的单兵素质又居劣势，那么失败的概率就很大了。楚王何尝不侥幸？要渡河就得准备好各种被动遭遇战，尤其是被宋师半渡而击，结果预演都没发生，渡河后又发觉本方阵型转圜空间不足，只能期待宋军兵将素质劣于楚国兵将，原本两败俱伤的平手打算都做好了，结果对面的老头这些年真的只是醉心经营‘仁义’人设！疏于国防建设和战备操练，晚上被窝里都要笑醒——虽然没几年后楚国还是遭遇城濮大败，但这件事对宋国来说就有不同意义了。

首先是仲尼在一个多世纪后想起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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