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然下意识地推后半步,站到林木的阴影下。
这样的场景,他在辽东曾见过的;但他从没想过,在大周的国境会出现这样的惨痛的局面。
整个大周的南部边境,面对的只有宋人,驻在此地的周军,其假想敌也只有宋军。刘然身为统军使郭仲元最主要的辅佐官,在情报上的努力也针对着宋军,比如宋国赵方所部在京湖两路的调整,全然瞒不过刘然等人。
赵方颇有诗才,每一首诗写就,刘然都会在最短时间内知道。赵方年过七十,渐渐多病,为他诊治的医生开什么药,刘然也知道。有个医生叫陈自明的,根本就是大周的内线。甚至赵方麾下兵力调动、将领陟罚臧否,也都瞒不过刘然。
倒不是说,大周对宋国的渗透单方面到这程度。两国边境上,商贾行旅往来如此频繁,本来就没什么能瞒住的。早前赵方带着几个随从优哉游哉直入开封,那就证明宋国之人同样有这本事。
大周军方极度加强对信息的掌控,其实是尹昌去职以后的事情。
尹昌是山东红袄军的有力人物,也是最早投奔郭宁,第一个被委以重任的红袄军首领。在此之前,郭宁依赖的北疆军人数量有限,譬若一人有筋骨而缺乏肌肉,是在尹昌投入定海军麾下之后,才有数以十万计的红袄军纷纷归附,填充了郭宁的军事力量。
红袄军出身的将士们私下自嘲,说造反这件事,红袄军流血流汗,而郭宁的定海军摘了桃子。某种程度上,这也不能说错。
此后郭宁由将帅而权臣,由权臣而皇帝一步步上去,红袄军旧部也水涨船高,盘根错节地占据了周军许多中层、基层的职位。尹昌身在开封,却敢于影响朝廷大政,其底气就在于此。
尹昌因此倒了霉。当时朝廷里曾有风声,说包括胥鼎在内的一批大臣都认为,尹昌犯下这样的大错,不严加处罚,就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先河,以后还有臣子肆意妄为,难道都轻轻放过?
是郭宁排除了这些杂音,只罢了尹昌的官,随即又让他去了高丽国做人上人,还把亲近部下都带上。但其他的人,必然面临清洗。尤其是那些与尹昌没亲密到那份上,可红袄军旧部身份却过于明显,掩过了大周武人身份的人,压根别想逃过这场风潮。
郭宁待人并不苛刻,清洗的过程也不暴烈,但短短半年里,实实在在地有军官明升暗降,有军官被勒令退役归农,有军官携家带口被调到异地任职。还有不下四五十名将校麾下,超过两万人的军队调动,有半数去了北方,有一部分填充了李霆所部。
这些人大量离去以后的空间,则留给了各地军校毕业、有过在殿前服役经历的学生。
军校学生才是最忠诚于郭宁的一批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本只是乱世中的普通士卒,既没有家财,也没有家族牵绊,没有郭宁,就没有他们的未来。所以他们绝不会被什么集团推动着自行其是,能让他们服膺的只有郭宁。
但这些学生太低,声望和经验毕竟远不如红袄军旧部。所以就算被派到军队里,想要掌握实权没那么容易。他们要证明自己才干不下于乱世中崛起的红袄军宿将老卒,也需要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与此同时,尹昌等人为筹备与宋国的战争,在南京路不少地方超量囤积的武器、物资,也在此期间陆续转移到北方,正好用来支持北疆的战事。运输的物资数量之庞大,一度导致漕河河运堵塞。
这样的操作是必须的,非如此,不足以确保军队的忠诚,但这操作也必然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所以李云、徐瑨等控制秘谍的人物和郭仲元这样的大帅,都格外加派了数倍的密探和情报人员,务求盯死了对面的宋军,绝不容他们乘机偷鸡摸狗。
愈了解宋国和宋军,将领们就愈是放
心。宋国确有精兵猛将,但这个国家从上到下,根本就不是为战争而生的。他们的军队只能用于守御,却绝对无法组织起一场向大国的进攻;他们的士农工商各个层面也都如一团散沙,无法支撑一场战争。
所以南京路统军司的兵力和武备纵然极大削弱,也足以保障安全。几个重镇各有三五千人,各处隘口也都有百人队管束,稳定地方易如反掌。
可谁知道来了蒙古军?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怎么就来了?南京路统军司的耳目,为什么没有发挥半点作用?
刘然为此疑惑了一阵,切齿痛恨了一阵。随即他在漫山遍野的蒙古骑兵追逐下疯狂逃亡,再也顾不上发泄情绪了。
他只知道,蒙古军和宋军,根本不是同一个档次的对手。蒙古军的战斗力胜过宋军十倍,行军攻掠的速度胜过宋军百倍,对所到之处摧枯拉朽的破坏力超过宋军千倍!
在面对蒙古骑兵突袭的时候,南京路各地驻军忙于内部调整、缺乏战争准备的问题暴露无遗。
大周缘边各地,没有一个村庄能坚持超过半天,没有一处聚落不被立即摧毁,没有一处隘口能封锁敌骑的行动,也没有一支驻军能够与敌鏖战而不遭歼灭。
刘然的武艺很是出众。他身边的伙伴也大都出身辽东,久经沙场考验,个顶个的好汉子。但个人的勇猛善战在倾覆的大局中,起不到任何作用。
这几年里刘然也狠读了兵书战策。作为被大周皇帝郭宁看好的年轻军官,他觉得自己的未来不止一个招讨司军事判官,而自己的才干能够执掌一方军事,保境安民进而开疆拓土。但他学的那些兵法韬略,在持续的混乱中毫无施展余地。
毕竟他现在是个辅佐官,直属部下就那么一点。
&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1页/共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