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部队越走越少，走到江边，就只剩下一位助理。

二人停下来休息。

郭琪对助理说道：“陈敬瑄知道我是无罪的，能充分理解我们的诉求。只是我闹得动静太大了，惊动了圣驾，如果不降罪于我，就不足以服众。你对我忠心耿耿，我也该报答你一下。”

说着，郭琪解下佩剑和印信——两样足以证明军官身份的信物，“你拿上它们，回去晋见陈长官，就说你在追杀我的时候，我掉进江里淹死，尸体被冲走，只缴获了我的佩剑和印信。到那时，陈长官一定会相信你的报告，在街市上悬挂印信佩剑，张贴安民榜，用来安定民心。你会得到重赏，而我的家人也能不再受牵连。我打算去淮南投奔老长官高骈。过段时间之后，你再秘密地把实情告诉我的家人，让他们放心。”

二人就此洒泪分别。

如郭琪所料，陈敬瑄重赏了这名助理，贴出安民榜，并赦免了郭琪全家。

郭琪也从此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至于他后来怎样，就无人知晓了。

成都兵变虽然有惊无险地收了场，但“长安帮”与“土著帮”的矛盾却没有得到缓解。

田令孜对“土著帮”的排挤打压，也更加顺理成章，不必再费尽心机地耍阴谋了，他可以借题发挥，利用这次兵变对西川军进行一次系统性地大清洗。

“长安帮”与“土著帮”矛盾的公开化，使“土著帮”彻底被踩在了“长安帮”脚下，失去了最后一丝尊严。

郭琪曾经是个忠勇的勇士，现在是个热血的汉子，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奋起反抗，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当权者一个警告。这个警告不仅仅是要求赏罚分明这么简单，而是希望当权者能够认真反省。

成都兵变，英雄晚节不保，这是郭琪的悲哀，更是大唐的悲哀。在这个时代，除了反抗，他还有另外两种选择，一是与田阉同流合污，就像绝大多数人一样；另一个选择则是以死明志，就像后世的岳飞。

郭琪对未来绝望了，对这个国家绝望了，他的正直不允许他与奸臣小人沆瀣一气，他的刚烈也不容忍他含冤受死。

他要在沉默中爆发，他要发出他的呐喊！

江山社稷、祖宗基业、三百年的国祚……如今，一伙贩私盐的流氓地痞，居然轻而易举地占据了长安，僭称帝号。连我们做臣子的都为之扼腕痛惜，你们这些手握神器的人，怎么能不自省？

我郭琪是不会杀进皇宫弑君乱国的，可谁能保证天下军士全像我郭琪一般？万一有那心怀篡逆之辈，前有安禄山、朱泚，今有庞勋、黄巢……皇上啊，您真能保证每一次都有惊无险？

田令孜，你祸国殃民，恶事做尽，我郭琪是无力杀贼了，可你自己就不想一想，大唐若亡，你还能再作威作福吗？莫不成黄巢也喊你“阿父”，像幼主僖宗一样侍奉于你？不为别人，就算为自己着想，你也该为大唐做些有益的事啊！

这也许就是他的内心独白。

郭琪只身一人，隐姓埋名，沿江顺流而下。

他寒了心、伤了心，却并不甘心。他想用他自己的方式对田令孜党徒发出一声呐喊，对大唐发出呐喊。

唐僖宗的确受到了震动，也跟重要的人员讨论。重要的人员，当然是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集团。

可想而知，对于本次兵变的盖棺定论，当然就是士卒心怀不轨，见国势轻微，趁火打劫，实在可恨。

“田公公说的对呀。”宦官们异口同声。

那以后应该怎样预防呢？

统一思想，把兵权交给值得信赖的同志，比如田令孜同志。

“田公公说的对呀。”宦官们交口称赞。

对西川官兵的清洗，变得顺理成章。

兵变发生后，左拾遗孟昭图上疏直谏，说皇上你逃离长安的时候，就没有通知文武百官，致使大量忠于帝国的高级官员全被草贼屠杀，前几日成都兵变时，您又是只带着田令孜、陈敬瑄和一帮宦官躲进城楼，紧闭城门，再次把文武百官弃之城外乱兵之手，幸亏郭琪没有胡来，众位官员才算捡了一条命……

身为谏官，孟昭图严厉指责唐僖宗种种不当行为，劝他亲贤臣、远小人，这样帝国的复兴还有希望。

孟昭图毫不客气地将矛头直指田令孜，更是喊出唐帝国是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的帝国，不是宦官的帝国；天子是四海九州的天子，不是宦官的天子。

孟昭图知道，唐僖宗不是唐太宗，他也不是魏征。他也知道田令孜把持朝政，控制了朝廷。

他不知道的是，田令孜到底控制到了什么地步。

皇上能看到的，都是田令孜想让他看的；皇上能听到的，都是田令孜想让他听的。所有奏章，必须先经过田令孜，经过筛查之后，才有可能转递到皇上手中。

孟昭图的这份奏章，当然被田令孜扣下。皇上根本没有看见这封奏章。

第二天，田令孜就假传圣旨，把孟昭图贬为嘉州司户。又派人在半路途中将他抛进蟆颐津，活活淹死。

从此，再也无人敢挑战田令孜的地位。

孟昭图事先预料到自己肯定会遭毒手，于是给一位忠心耿耿的家奴布置了一个任务：替我收尸，不要让我死无葬身之地。当他被阉党淹死后，该家奴眼含泪水，历经千辛万险，总算打捞起孟昭图遗体，并将之妥善安葬。

无论是郭琪发动的成都兵变，还是孟昭图的舍命死谏，都被田令孜一党轻松镇压下去，并且顺水推舟地进行政治大清洗。

或许在田令孜看来，天下唯有蜀地固若金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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