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恼火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关键是韩琦的一句话，“益柔狂语何足深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为陛下论列，而同状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见矣。”

韩琦指出，贾昌朝等人攻击王益柔，看似为国忠心，实则是结党营私，败坏新政。赵祯在察觉到这一点之后，也就高抬贵手，轻轻放下了。

饶是如此，进奏院“鬻故纸”案后，在年轻官员士子中，对新政的支持力度也减少许多。很多人第一次卷入政潮之中，瞬间成长起来，多长了一个心眼，明白有些东西自己不该掺和。

如此，庆历四年也一步步走到了末尾，和去年不同的是，赵昕在这一年中见证了庆历新政从巅峰到趋于瓦解。

如今两府之中，仅有杜衍及韩琦二人坚定支持新政，章德象和晏殊一样，该支持的支持，该反对的反对。大体而言，章德象这个首相还是比较宽容的。

剩下的贾昌朝与陈执中二人，反对新政的态度比较明显。

从人数上看，似乎还是占据半壁江山。事实上，庆历四年这最后几个月，所有人的心思都耗费在了党争上面，当年提出的改革措施，几乎没有一项得以持续推行下去。

虽然没有完全失败，却也只是挂着一个名号而已。

朝堂的事情，赵昕尽管目前无法影响，但是却不得不关注，关注所有人的言行，观察他们的心性，筛选日后可以为自己所用之人。

在赵昕的心中，何尝不是抱着庆历新政能够成功的心思，无论如何，有所改变也比啥也不干来得好。年初的时候，赵昕甚至一度认为这一次的新政哪怕最后失败，说不定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

可是，历史的大势与潮流，滚滚向前，将赵昕的一点小念头撞得粉碎。

相比较于庆历新政的一步步失败，赵昕自己的小事业却是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正如赵昕预料的那样，北宋百姓缺乏正规消息渠道，报纸的发行，无疑是大大缓解了这一现状，甫一发行，一万份便售卖一空。

最后，不得不一点点增加刊印的数量，从一万二，一万三，一直到一万五左右，报纸才有残余留下，在汴京没有卖完也不必担心，洛阳等地有的是消费市场。

路费也不必担心，承包出去后，别人会卖到一个不会亏本的价钱，听说是三十文还是二十五文。赵昕可不愿意承包这路费。

由此可见赵昕的定价是多么的便宜，一文钱，完全是赔本买卖，就算是一个普通老农都能够买得起。

但是想要将报纸真的卖到农村去，问题还有不少。最直接的问题，便是这个时代，农村大多数人都是文盲。

看不懂，自然也就不会买，城市里情况好一些，但识字率也堪忧，反正识字率绝对没有一半，这里的识字，仅仅是指能够认识并写下自己名字而已。

这还是汴京，放在地方，情况肯定更糟。整个大宋，绝大多数人的名字，都是以数字命名。比如后世的朱重八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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