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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五九一章阴谋(第2页/共2页)

遭到挤提,各银行难免不会袖手傍观。

挤提风潮沸扬了3日之后,警方处长针对廖宝珊已潜逃的谣传,发表一

项声明:“市面出现一项谣言,指有某知名银行家被警方侦查,且已被通知

离境云,查实此项谣言,乃毫无根据。”

这项声明对减缓挤提起了一定的作用。

廖宝珊仍在港,证明他尚能应

付局面。不过仍有许多小存户不放心,不将存款提进腰包,誓不罢休。

汇丰、渣打是银行公会常务会员行,还是兼容准中央银行权利与义务的大商业银行。两行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廖创兴银行,声称可透支三千万港元应

付挤提。

挤提风潮慢慢平息,摇摇欲坠的廖创兴免于“执笠”。欲哭无泪的廖宝珊该破涕开颜,重振雄风——不,他更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事情的起因却是汇丰的好心援助。

汇丰与廖创兴拟好一份英文联合声明:“汇丰及渣打已作出若干安排,令廖创兴银行的事件,完全受到了控制。”

声明登于华文报纸,不知哪位翻译大师的巧译,中文译文竟是:“廖创兴银行之业务,完全置于汇丰及渣打控制之下。”

1961年银行挤提风潮,暴露了港府缺乏法制保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弱点。

因没有法例制约,廖创兴银行的经营即是合法。

若以国际间银行惯例衡量,该行的经营又极不规范:首先,大量从事非银行业务:其次,所制定的利息远远超出同业公会的利率协议;再次,没有留以相应的流动资金应付日常营业。

不知廖宝珊本人是否意识到这样做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但他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不这样做,家庭财产就不可能在短期内惊人膨胀。

廖创兴事件,港府受到各界尤其是银行界的批评。

1962年,港督柏立基爵士,邀请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汤姆金斯来港,汤氏是英国著名的银行法专家,他对香江银行业进行考察,并提交了“汤姆金斯报告”。

同年,香江银行同业公会超越重重障碍,完成了一件极富意义的大事。

会员行与非会员行坐到一起来,达成一项利率协议,规定了最高存款利率。

按此协议,非会员行的银号也必须遵守。

香江的银行业立法,到80年代金融三级制出台才算是基本完备。

不过,对当时银行业“无法无天”的现状来讲,这两项举措的出台,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外资大银行,一直是基本按照国际惯例和同业协定运作的,两项举措的出台对他们极有利。

华资银行,要么是从银号脱胎而来,要么沾染了较多的银号遗风。

他们大部适应不了新举措,不少人怨声载道,说英国人卡中国人脖子。

60年代,正是小银行与银号蓬勃发展的时代。

香江经济起飞,加工业遍地开花,房地产热持续升温,银行业有利可图,在香江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廖宝珊罹难,并未在华人同业留下什么阴影。

有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厄运未降临自己头上罢了。

积重难返,港府的新条例和同业公会的协议,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恶习”甚至愈演愈烈。

结果,在新条例实施不到3个月,又一场特大挤提风潮席卷香江。ωww.五⑧①б0.℃ōΜ

明德银号即告破产,众多的中小银行在挤提风潮中摇摇欲坠,甚至连信誉卓著的恒生银行也濒临破产。

恒生一直口碑极佳,难道它也像廖创兴一样出现了重大失误?

恒生银行于1960年1月1日由恒生银号改名重组的。次年,二十二层的恒生大厦在中环落成。

除总行外,另在九龙油麻地、旺角设立分行。到1965年,恒生银行已拥有9间分行。

恒生银行在改名之前,就实现了与现代银行经营机制接轨。

利国伟在恒生银行的地位青云直上,1960年1月1日,晋升为董事;1964年1月,提升为副总经理。

恒生银行积极吸纳存款,到1965年挤提风潮爆发前,恒生的存款总额高达七亿两千万港元。

有较雄厚的存款做后盾,恒生董事长何少恒主动去寻找放贷市场。

当时纺织业、成衣业、塑胶业、五金业、玩具业等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前来要求贷款的工业家纷至沓来,其实根本用不着去找贷款客户。

何少恒认为,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不能等人家“求”我们恩赐;银行是盈利机构,物色准了客户,就意味着盈利。

他说:“栽培客户,就是壮大自己。”

他还说:“不要以为自己是客户的衣食父母,客户更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963年,恒生银行开办“银行业务初级进修班”。

目的是摈弃银号不适应现代形势的旧规陈俗,学习现代银行基础业务及管理方式。

进修班由利国伟主持,身为董事长的何少恒亲莅授课,学员有老职员,还有刚入行的见习生。

应现代形势的旧规陈俗,学习现代银行基础业务及管理方式。

按揭制度大大缓解了地产商和置业者,资金不足的困难,刺激了已成热潮的地产业迅猛发展。

银行按揭以土地、物

业作抵押,是一项安全系数较高的贷款业务。但也有一个明显缺陷,资金回笼周期太长。

华资银行热衷按揭业务,恒生银行亦不例外。

港府长期奉行高地价政策,土地供不应求,地价日涨月升,这就造成“炒”风盛行。

一些银行盲目贷出巨款,为炒地推波助澜。

还有一些银行见猎心喜,手痒难禁,不惜动用自有资金和存户资金,直接涉足地产业,像当初廖宝珊一样倾力做地产商,大炒地产物业。

这样一来,实力单薄的中小银行普遍患有贫血症,库底空虚,流动资金枯竭。甚至有的银行,连存户较大数额的提款都不能及时兑付。

不少银行捉襟见肘,令存户惶然。

银行危机四伏,一触即发。

1965年1月26日,即香江银行新条例实施的两个月后,挤提风潮袭击了未组成法人的小银行——明德银号。

明德银号热衷直接介入地产投机,结果陷入资金困难的泥淖。小小的银号如何挡得住汹涌的挤提潮,提不到款的存户在街头哭天号地。

明德银号视同业公会的利率协议为无物,一意孤行奉行高息存款策略。

挤提发生,银号监理专员即对明德银行检查,发现“不仅没有流动资金,而且没有偿债能力”。

3月初,香江高等法院批准接管明德银号,宣布其破产。

港九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存户生怕自己的存款银行破产倒闭,积蓄化为乌有,慌慌涌去提款。

挤提如汪洋怒潮震荡港九,中小银行岌岌可危,如临末日。

2月6日,1931年成立的老字号华资银行——粤省信托商业银行不堪挤提,现金告罄。2月8日,港府宣布对这家银行实行管制。

这家拥有二十六家分行的老牌银行的倒闭,加剧了存户的恐慌心理,挤提再掀高潮。

华资银行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信誉危机,汇丰、渣打等外资银行却风平浪静,稳坐钓鱼船。

众多的中小银行都面临倒闭的危险,其中包括恒生银行。

明德银号发生挤提,何少恒还没意识到自己将赴其后尘。

因为恒生并没像有的银行那样,无节制地盲目卷入地产热。

恒生虽巨款在外,总是能如期收回,何况,恒生的信誉一直良好。

明德银号倒闭,挤提蔓延,何少恒这才意识到势态的严峻。

2月4日,前来恒生总行及分行提款的人愈来愈多。

恒生首脑们紧急动员,一面筹集现金应付提款,一面派员劝说存户暂不提款。

何少恒与恒生首脑门,带职员分赴各行,向存户解释、担保、奉劝,却无法消除存户的恐惧心理。

或许,是存户对恒生脱胎于银号记忆犹新;或许,是存户对整个华资银行的不信任,前来挤提的存户有增无减,恒生的存款总额高达七亿两千万港元,混乱局面比当年廖创兴挤提还要可怕!

事实上,世上没有一家银行能够抵挡得往“抽底掏空”的挤提——除非某些不以黄金、外汇储备挂钩的国家中央银行,可以任意开动印钞机。

这是因为商业银行的流动资金总额,不可能相等于存款总额。

否则,银行吸纳存款,拿什么支持存户的利息?

何少恒向一些关系甚密的富商和银行家告急,恳求援助,不见一人伸出援助之手。

穷途末路之际,何少恒又向洋行求援,结果汇丰银行答应帮助,“无限量”资助恒生渡过挤提潮。

当然汇丰银行的帮助是有条件的,获得恒生51%的股权。

恒生银行痛失控股权,但也免于破产,逃出厄运。

据香江作家何文翔披露,在事情发生数年后,香江银行界有人传言,说恒生出售51%的股权给汇丰,实行上是利国伟的主张。

董事中就他一个懂英语,是他与汇丰大班桑达士讲价钱的,而何少恒的原意是出售35%的股权。

利国伟很坦然地回答道:“这并非我的主张,这样重要的事,是由董事局作出决定的,但我确是恒生派去跟桑达士谈判的唯一一个人。还记得当时汇丰银行派员研究我们的帐目,短短10多个小时,连磋商的时间在内,便完成了银行史上的巨大交易。”

恒生银行易帜,被当时媒介引为“不祥消息”。是福是祸,当然得以历史来验证。

2月8日,汇丰银行发表公告:任何银行如感到存户提款压力,它的财务状况值得给予资助解决,就准备与对方讨论如何协助的问题。

2月9日,港府鉴于挤提风潮汹涌,宣布每一帐户每日最高现金提取额为一百港元,并紧急从英国空运英镑,按一英镑兑十六港元的比率在市面流通,以此缓解钞票不足的矛盾。

2月10日,港督戴麟之发表讲话,声明港府财源雄厚,只是暂缺纸币,

但这一情况马上可得缓解,“现在各主要银行联合起来,共同应付,同时港府将作银行后盾。所以本人谨吁各位市民与银行合作,深赖各位协助以克服目前不必要的困难。”

这样子挤提风潮才慢慢平息下来。

这次银行危机,比4年前廖创兴挤提要严重得多。

持续时间长,长达1年有余。波及范围大,两家银行倒闭,恒生银行被兼并,几乎所有的中小银行都焦头烂额,或濒临破产,或元气大伤。

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是这场危机中的大赢家,地位岿然不动,还扮演了白衣骑士的角色——在港府的协调下,资助并拯救了不少濒临破产的银行。

汇丰银行派了4名董事参加恒生董事局,董事长仍是何少恒,汇丰银行的董事除参加董事会议提一些建议和参与决策外,并没有干预恒生银行的人事,行政及经营管理。恒生银行仍是恒生银行。

这表明,汇丰银行对恒生银行原有的经营机制是满意的,恒生银行蒙此劫难,并非经营上出现什么大的疵漏,而是受挤提风潮之累;这还表明,汇丰银行是善意收购,不像有的收购者,一旦得手,便将猎物拆骨肢解,至少要弄得面目全非。

自然,汇丰银行的收购,难免落下趁人之危之嫌,故在同业公会中,有的会员行指责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大班桑达士解释道:“汇丰银行是一家商业银行。打个比方,如果汇丰银行陷于深重危机,华资银行会不会联手起来,无条件、无限量资助汇丰呢?”

这样的事不曾发生,故没有答案。

且说恒生银行加盟汇丰集团,有了强大的靠山,信誉马上恢复。

挤提前,恒生的存款总额为七亿两千万港元,挤提造成存款大量流失。

归汇丰旗下后,挤提嘎然而止,存户转而去存钱,到这年6月,存款总额翻番,高达十五亿港元!

1972年5月29日,恒生银行成为上市公司,共发行股数一千万股,实收股本1亿港元。其中一百万股面额十港元的股票,以一百港元的价格公开发售。

结果,在该年内最低成交价为一百三十五港元,最高成交价为一百九十五港元。

到1973年股价飚升到二百九十港元,几乎是面值的三十倍!

汇丰银行大批收购恒生银行股票,到1978年底,汇丰银行占有恒生银行的股权由原来的51%升到61%。

汇丰银行对恒生银行的控制权加大了,同时,也意味着恒生的资金后盾更强大、更稳固。

1978年底,恒生分行增到三十五间,员工达三千七百人,存款总额一百二十八亿港元,年盈利两亿零八百万港元。

其实力,远远超过各华资银行。

恒生银行不加盟汇丰银行,就不可能获得如此飞跃的发展。

当初,恒生银行易帜,成为华资业界的大悲剧。

谁料,频频发生的银行危机,又使众多华资银行重蹈恒生覆辙,纷纷被外资大银行兼并或参股,“为仔做孙”,其结局远远不如梅开二度的恒生银行。

剩下寥寥几家独立的华资银行,均未成大气候,如履薄冰,谨慎保身。

香江言论自由,自然有人谴责港府,说在历次危机中,港府反应迟钝,甚至有意拖延,为外资大银行吞并本地银行大开方便之门。

自然又有人不苟同这种观点,说港府是行政机构,不是众银行的控股公司,为何每次银行危机,遭劫难的基本是华资银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此乃商界法则。

这便是一部很出名的著作《阅世浅谈》。

有一位作家,对这本书有一个综合性的评价:

“从他的《阅世浅谈》,我们可看出:在待人处事方面,他基本上遵循儒家的传统,他在书中引了不少礼记、论语、孟子、曾子,劝青年人自省、立志、勤劳、戒贪念、和善待人、仁义道德。但在经营上,其观念却是西方现代的,例如他强调心理学、公共关系、现代管理方法。”

这本书成为香江银行界人士训练职员的基本教材之一。

恒生银行不仅仅是一间盈利机构,它还热心社会服务。

恒生的“教育辅导”部门不收费、不牟利,专责进行香江学生到海外留学的辅导工作,并帮办理入学申请和留港手续。“银行业务初级进修班”,立足恒生,面向社会,迄今,已有五万人次接受培训。

恒生银行的“资料研究”部门更是遐迩闻名,研究人员专门收集香江及世界经济资料,写成研究报告,免费向全社会提供,如《恒生指数》、《国际金融与市场行情》等深受香江人士重视及欢迎,影响远播世界。

1978年,何少恒获授予的CBE勋衔。

1983年,何少恒卸去董事长一职,由利国伟接替。

何少恒家族的财产,主要以银行、地产、贸易三部分组成。

家族持有六百四十六万股恒生银行、294万股永隆银行股票;拥有多处物业股权及独立花园洋房;与何天等人合营的恒昌贸易行出售套现七十五亿港元,何善衡家族持35%恒昌股份。家族财产额估计为一百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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