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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一位既有功绩又有污点的将领，江鸿飞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他意识到，直接处置孔彦舟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纷争与误解，更可能让自己背上“赏罚不明”的骂名。
于是，他采纳了吴用的建议，采取了一种更为隐晦而高明的手段。他不仅没有处罚孔彦舟，反而大力提拔他，让他负责管理陕西几大军区的军需物资。同时，他密令石秀派遣皇城司的密探密切关注孔彦舟的一举一动。
果不其然，孔彦舟的贪婪本性很快便暴露无遗。他利用职务之便大肆变卖军需物品中饱私囊。
江鸿飞得知此事后让石秀立即采取行动将孔彦舟满门捉拿归案并当众公布其罪行。
最终孔彦舟被处以极刑——点天灯以儆效尤。
此举不仅让孔彦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更赢得了大元将士的军心与拥戴，同时也彰显了江鸿飞作为帝王的智慧与决断力。
在应对任得敬与刘豫两大家族的问题上，江鸿飞也准备用这个办法。
然而，仅凭这两大家族昔日那点微末之功，若依规而行，至多也只能让任得敬与刘豫勉强担任通判、同知之类的副职，其家族成员若想触及知县之位，几无可能。
这样的位置，要想犯下足以抄家灭族的大罪，简直是难如登天。
于是，他故意将任、刘两族从特赦名单中剔除，任由他们焦急不安，四处奔波。
历史上，任得敬与刘豫皆是贪腐成性之徒，靠着权钱交易上位，本性难移。
江鸿飞深信，他们绝不会轻易放弃东山再起的机会。
此外，大元帝国内部亦是暗流涌动，不少大臣贪婪成性，竟敢收受西夏使臣贿赂，阻挠江鸿飞收复失地，置国家大义于不顾。
此类蛀虫，必须清除。
所以，江鸿飞非但没有对任、刘两家施以特赦，反而召他们进京，故意冷落。
这段时间里，任得敬与刘豫忙得不可开交，四处打点，试图重获圣宠。
刘豫更是通过贿赂礼部官员，将自家族中的女子送入宫中，企图通过后宫之力影响朝政。
江鸿飞见状，顺水推舟，先让任得敬担任泉州知府，后又因刘豫将他的两个女儿、四个族女献给自己，而将刘豫提拔为郑州知府。
然而，这不过是江鸿飞布下的局而已。
不到半年时间，锦衣卫便搜集到了任得敬家族贪腐的铁证，数额之巨，令人咋舌。
而任得敬为了巩固地位，更是大肆贿赂朝中权贵，企图掩盖罪行。
另一边，刘豫虽未得富庶之地，却也未闲着，他利用职务之便，在修路、修铁路等工程中贪污公款，甚至贩卖官职，赚取不义之财。
但刘豫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暗中勾结盗墓贼，盗掘古墓，以获取巨额财富。
巩义宋陵，这座承载着赵宋王朝辉煌历史的皇陵，最终也没能逃脱刘豫的魔爪。
他借修葺之名，行盗墓之实，将陵中珍宝洗劫一空。
消息传出，民间哗然，大元民众对此深感愤怒，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不愿看到这些蛀虫破坏国家的根基。
赵宋王朝的皇室和宗室得知此事后，更是悲愤交加，他们联名上书，请求江鸿飞严惩刘豫。
而刘豫及其家族成员却仍在狡辩，试图为自己开脱罪责。
他们声称，赵宋已亡，宋陵中的珍宝不应再留，否则只会引来灾祸。
而刘豫只是取走了财宝，并未破坏陵墓，反而还出资修缮，从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宋陵。
然而，无论刘豫如何狡辩，都无法掩盖其犯下的滔天罪行。
大元帝国有着严格的禁盗法律。
事实上，不只大元帝国，自先秦时期便已开始实施禁盗法律。
无论是《吕氏春秋》中的严刑峻法，还是《淮南子》中的盗墓必诛之规，都彰显了历代王朝对盗墓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唐代《唐律疏议》更是对盗墓行为做出了详细而严厉的处罚规定。
江鸿飞并未亲自介入调查，而是将收集到的证据交由铁面无私的裴宣处理。
裴宣接案后，迅速展开调查，并依法严惩了刘豫及其同伙。
此案在民间引起了强烈反响，民众纷纷称赞江鸿飞的英明决断。
而刘豫的两个女儿和四个族女，虽也试图为家族求情，但她们的言辞在铁证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江鸿飞对她们说：“你家人所犯乃株连九族大罪，你等近来要小心低调些，不然或受家人所累。”
她几个一听江鸿飞这么说，顿时就不敢再为刘豫一家求情了，只能唯唯的退去。
最终，刘豫家族难逃法律的制裁，被抄家灭族。
宋陵中的珍宝也被悉数追回，交到江鸿飞的私库当中，成了江鸿飞的收藏。
而另一边，任得敬一族也犯下了巨大的贪腐大罪，不仅如此，任得敬还大肆贿赂朝廷大员。
其罪不可谓不大。
但毕竟，血浓于水。
于情于理，任太后都得来跟江鸿飞求个情。
江鸿飞知道，之前任太后对于其家族的骤然富贵十分忧虑，常写信告戒任得敬和她的族人，但任得敬他们却不听。
对于任太后这样深明大义的女人，江鸿飞肯定不能三言两语就打发了。
江鸿飞耐心地向任太后剖析利弊，指出任得敬贪婪无度，短短半年便贪污千万之巨，若任其继续，大元帝国的根基将岌岌可危，又指出任得敬不仅罪大恶极，更意图侵蚀帝国的根基，其罪当诛。
令江鸿飞欣慰的是，任太后亦是明辨是非之人。
她深知家族所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却也希望江鸿飞能网开一面，不至将任氏一族赶尽杀绝。
最终，在任太后的恳求下，江鸿飞决定只诛首恶，即任得敬及其三位关键族人，并下旨任氏一族永不录用，以示惩戒。
此事告一段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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