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好中学负责人的电话也留给了李忠信，她告诉李忠信，那个负责人叫做波多梨花，是她的亲信人员，和省里面负责投资的副省长关系很不错，如果需要用到官面的事情，李忠信只要打电话找到她，就能够轻松解决。

转眼间进入了七月，李忠信获得了重生之后的第一个暑假，还没有等李忠信享受假期的快感，就被王波心急火燎地叫到了竹板屯。

渔网不断增加，人员也不断在增加，到了六月末的时候，算上摘鱼的，忠信打鱼队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了六十人，忠信打鱼队在竹板屯和福隆村这边火了起来。

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工厂招聘，让原本超过六十个人的打鱼队伍一下子就少了一半，没有签订合约，负责打零工摘鱼的人，都放弃了摘鱼这个零活，纷纷选择进入工厂里面当起了临时工。

中国的婚礼是五十年代一张床，六十年代一包糖，七十年代红宝书，八十年代三转一响。

在七十年代末期，物质基础开始有所好转以后，两性结合的基础开始由阶级成分转变成为物质条件，女青年结婚要求男方有城镇户口，要置办“三转一响”。

这个时候的三转一响是指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响是指收音机。

在长青乡这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按照城市当中标准，来要求配偶来弄这个事情。

农民和城市人不一样，农民大多数都靠天吃饭，如果年景好，收入就会高上很多。

如果赶上年景不好，上缴完粮食之后，一年到头甚至什么都没有剩下。

而通过招工进入国营工厂就不一样了，只要任学肯干，用不上几年的时间就能够转正，一旦转正了，赚的钱多了不说，而且是国营的正式工人，能够转成城市户口，找对象的时候都要好找很多。

打鱼是一门辛苦活，放网以及放风筝拽鱼很累，而鱼多的时候需要不停的摘，摘鱼的时候还要尽可能的不破坏渔网，所以，摘鱼是最辛苦，时间最长的。

摘鱼这个事情没有技术含量，只要是上手很快就能学会。

竹板屯和福隆村的这些人，帮助李忠信他们摘鱼的是零工，就是临时到打鱼队工作的人。

国营厂子招临时工和摘鱼的零工活比起来，农民首选的还是当临时工。

这个时候去工厂上班和在农村干农活绝对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有机会进入国营单位上班，另外一个则是没有啥出路的象征。

哪怕是梁国富和董国忠说这个忠信公司是集体的，他们也觉得不如国营工厂的临时工，一旦工厂能够转正，那他们可真就是鸟枪换炮了。

竹板屯和福隆村一直就是很贫困的屯子，能够在工厂当中当一个临时工都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打上来了鱼，摘下来的速度明显放慢，也是影响了很大的收益。

李忠信对于董国忠他们所说的这种情形并不感觉到意外，毕竟在这个年代，国营工厂的临时工也要比在农村强，只不过这些竹板屯的农民不会想到，他们到国营工厂当临时工也只能是临时工，城镇户口在这个时候开始卡死，根本就没有成为正式工的可能。再过上一些时日，这些工厂基本上都会倒闭，工人都会下岗。

只不过这种事情李忠信是不会说出来的，而且他就是说出来了，也得有人信才行。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谁也挡不住的事情，而且李忠信一直不想因为这个事情让梁国富和董国忠在中间坐蜡，好容易在两个屯子的农民心中树立起来了威望，绝对不能因为这样的一件小事而影响到董国忠他们。

想到此时已经是放暑假的时间了，李忠信心念一动，立刻有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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