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运河从来就是国家工程。在明代，特别是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运河达到了全盛。永乐十二年，由东南即现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带通过运河运往北京的漕粮从过去的四十万石左右升至二百六十万石，从此成为大明帝国沟通南北的运输干线。运输物资的数量与种类不断增加，一条运河供养了帝国的首都与辽阔的北国。

从隋代开始，这一条贯穿了唐、宋、元、明、清几个庞大王朝的交通动脉，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连起数十座湖泊。济宁、淮安、扬州等十几座繁华的都市也因它应运而生。在漫长的中世纪，特别是明朝，中国有一支特别的军队名叫漕军，在运河全线，这支部队的数量高达三十万人。因为一条河流而诞生一支军队，或者说一个兵种，这也是运河独有的人文风景。

文明一词，据我理解，是人类某一种带有鲜明特色的生存方式。它涵盖了文化、经济、制度、风俗各个方面。如果以此来推断，运河文明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这一条地球上最伟大的人造河流，在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段中，对中国的经济史、水利史、交通史，城市史、科技史、军事史、财政史等等方面，均有深刻的影响与巨大的改变。

相比之下，地球上另外两条运河，即连接地中海与红海、联通亚洲与非洲的苏伊士运河；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虽然因战略地位的重要，而起到了重组世界的作用。但其意义，主要彰显在经济与军事两个方面。且因它们的年龄与长度都比中国古代的京杭大运河小得多。苏伊士运河长度只有168公里，1896年正式通航；巴拿马运河长度为82公里，1914年通航。一个文明的发育与成长，需要漫长的时间与广袤的地域作为先决条件。从这两点上来说，苏伊士运河与巴拿马运河都无法同京杭大运河相比。

无可否认，运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份，是一个伟大文明体系中的灿烂章节。在这个章节中，我们曾经感受到时代的变迁、风俗的衍生与生活的愉悦。

四

小时候曾读杜牧的《江南春绝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我一直对这首诗中表述的江南风光表示了极大的向往。杜牧在扬州十年，他眼中的山环水绕之胜景，便是对运河流域的生动写照。后来，我又读到张祜的《金陵渡》：

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夜行人自可愁。

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

瓜州古渡曾是运河最繁忙也是最繁华的渡口，在张祜的笔下，瓜州充满恬淡的诗意以及舟客羁旅的忧愁。

古代不少诗人，都为运河写下脍炙人口的诗句。明朝初年的东里先生，是唯一一个为我们留下运河行旅组诗的人。东里先生名叫杨士奇，是永乐皇帝深为倚重的大学士、内阁辅臣。永乐十八年，朱棣决定迁都北京，杨士奇与僚属一起踏上迁都之路。一路上，他乘坐官船，尽情欣赏运河两岸的风光，写了六首诗。在《早至仪真》一诗中，他写道：

白沙岸头秋气清，仪真郭里早潮生。

五云北望金台路，初是朝天第一程。

最后一首《花园望北京》，杨士奇是这样表达心情的：

黄金宫阙望都门，预喜明朝谒圣君。

万岁山高腾王气，五云天上焕龙文。

迁都，是影响明朝国运的一件大事。从历史结果来看，朱棣迁都是英明之举。但离开花团锦簇的江南而来到风雪迷漫的北国定居，对依恋柳暗花明锦衣玉食的官宦来讲，毕竟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因此，围绕迁都一事，曾在永乐朝廷中引起激烈的争论，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政治危机。作为朝中最为显赫的文臣，杨士奇拥护永乐皇帝的迁都主张。所以，在他的运河组诗中，我们读不到忧愁，看到的是一种迁往乐土的喜悦。

应该说，杨士奇的心情，也是运河的心情。一个国家的首都，必定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在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是为了将东南丰饶的物资运往北京。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废弃了北京而建都南京，京杭大运河便迅速地衰落。设想一下，如果朱棣没有把首都迁往北京，恐怕不到明代中叶，运河便会因无人管理而淤塞废弃。此前北京曾两度建都，但因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他们的生活习惯以及物用之需，对南方的依靠还不算太大。但自朱棣迁都之后，北京便有了第一个汉人士族集团。作为帝国的统治者，他们将江南的生活习惯与民情风俗带到北京。为了满足汉人士族的需要，必须有大批江南的物产运到北京。因此，明代的运河，发挥的效益最大，它的繁忙程度，远远超过长江、黄河与淮河。为了增强通航与运输能力，明朝廷投入了大量的物力与人力。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象明朝那样将运河当成不可替代的生命河。

五

运河最灿烂的年代在明朝，它急剧地衰败则是近一个世纪的事。因为公路、铁路以及航空的诞生，水上交通特别是内河的航运已经日见式微。曾是农业文明的的骄傲忽然间变成了工业文明的弃儿。运河不再成为国家的动脉。这导致运河的功能的退化，也是淡出我们生活的重要原因。

当年，从杭州乘船沿运河到北京，少说也得一个多月。今天，连接两座城市的铁路与高速公路，都只需十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若是乘坐飞机，更是缩短至两个小时之内。科技发展导致交通利器的产生，同时也使人们的心智产生极大的变化。古时候，一个月的水上旅行，与帆桨为伍，与鸥鹭相亲，以两岸的风光养眼，以河上的波涛养心，该是多么惬意的乐事啊。但在今天，每一个人似乎都在日理万机，悠哉游哉的生活他们再也无福消受。生活方式的改变，让运河的诗意退出了我们的心灵。

近几年，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在大力呼吁抢救运河，并争取将运河申报成世界文化遗产。听到这种越来越强烈的声音，我且喜且忧。喜的是运河的知音还在，他们的举动绝非是敝帚自珍，而是对已经逝去的一种生活方式的珍惜与肯定。忧的是一条活生生的运河，竟成了一份遗产。谁都知道，大凡成为遗产的东西，都是文化的孑遗。它们不再属于生活，而是属于历史；不再属于享用，而是属于凭吊。

任何时候，提到遗产两个字，不知为何，我就会莫名地生起乡愁。精神故乡的迷失，让现代的人们乡愁越来越浓。这乡愁不是怀旧，而是反省。我很想回到六百年前，像东里先生那样，雇一条客船，从杭州航行到北京。但我知道，这只能是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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