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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10章 苏舜卿与沧浪亭(第2页/共2页)

; 自嗟疏野性,不晓世途艰。

仰首笑飞鸟,冥心思故山。

刚来投密网,谁复为颦颜。

寄语高安素,今思日往还。

《诏狱中怀蓝田高先生》

大凡少年得志者,没有坎坷生活的经历。一旦遇到劫难,由于缺乏经验和心理承受能力,骤然间便会不知所措。由豪气干云到万念俱灰,由心存社稷到情寄田园,这种变化应在情理之中。

离开气象森严的京城,行船在草长莺飞的江南,对于疗治心灵的创伤,大有裨益。一路行来,下淮亭,上寿阳,过泗水,宿丹阳,面对娇红嫩碧,霏霏烟雨,苏舜卿的心情好多了。一个多月的行程,他写了十几首诗。对于创作态度比较严谨的他,这数量已是相当的可观。诗中渗透了挣脱罗网回归自由的那种轻松感。患难见真情。这一趟南行,他的弟弟子履一直陪伴左右。到了苏州,子履要回开封,他写了一首《送子履》:

一舸风前五两飞,南迁今去别慈闱。

人生多难古如此,吾道能全世所稀。

幸有江山聊助思,莫随鱼鸟便忘归。

君亲恩大须营报,学取三春寸草微。

诗是写给弟弟的,但感情所系,却在高堂老母。忠臣既不能做,则孝子万万不可不当。他提醒自己,不可贪恋江南的鱼鸟,而忘却自己的人子之义。他还想回去侍奉住在京城的白发母亲。

但是,诗归诗。苏舜卿此次南迁,一直到死,再也没有回到既令他梦魂牵绕,又让他黯然神伤的京城了。



史载:苏舜卿庆历五年)四月,来吴中,始居回车院,盛夏蒸燠,不能出气,乃以四万钱购郡学旁弃地,吴越时钱氏近戚中吴节度使孙承佑之旧馆也。茸为园。

这园,就是沧浪亭。

孙氏旧馆历经百年风雨,早已沦为弃地。苏舜卿花四万块钱买下,再购置花、木、砖、石,造一座私家园林。从此隐居于此,读书注《易》,吟诗会友,过了几年相对安定的生活。

蒙难之前,苏舜卿到过苏州,曾感叹“无穷好景无缘住,旅櫂区区暮亦行。”他现在终于可以在这里颐养天年了。购地的当年,就建好园邸并搬进去住下来,只不过半年时间。从这一点看,最早的沧浪亭,决没有今日这么宏大的规模。建亭之时,苏舜卿正在落魄之中,不可能有人为其助建。四代为官,苏舜卿的家底应该还是殷实的,但毕竟不是巨富。所以不可能大兴土木。从他自撰的《沧浪亭记》来看,他仅仅只是修筑了一个亭子。至于竹、水、丘、林,则是孙氏旧馆的弃物,略加修葺即可。

初到苏州时,苏舜卿的情绪并不稳定,他甚至想离开吴中北归,有他的《秋怀》诗为证:

年华冉冉催人老,风物萧萧又变秋。

家在凤凰城阙下,江山何事苦相留。

这是他当年秋天登苏州城的阊门而作,题在城门的墙壁上。在诗旁,他又书了一行小字:“江山留人也?人留江山也?”江山留人而赵宋的社稷不留。同在这一年,同样遭到贬斥的滕子京,在洞庭湖边的巴陵重修了岳阳楼。被贬汾州的范仲淹为其题写了《重修岳阳楼记》。庆历八年的京城政变,为中国历史留下两处名胜与一篇千古传颂的美文。这倒真是应了那一句老话:江山不幸诗人幸。然而诗人还是不幸的,在三十七岁的盛年,苏舜卿不得不过起“狎鸥翁”的闲士生活。对于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诗人来说,这该是多么大的折磨。他的岳父杜衍,虽然也在谪任之所,但毕竟是一个风雨不惊的官场老手。这位卸任宰相,从远在北方的兖州寄诗来安慰沉沦在颓废中不能自拔的女婿。苏舜卿回答岳父:“易毁唯迁客,难谙是俗情。愁多怯秋夜,病久厌人生。”他仍在絮叨自己的愁和病。从这一点看,他只能当一名易感的诗人,他缺乏政治家的那种从容和忍耐。

好在苏州是一个最适合于文人居住的地方,好在沧浪亭及时建造起来,苏舜卿受伤的心得到暂时的慰籍。在苏集中,诗题冠以沧浪亭者,大约有六首,第一首是《沧浪怀贯之》:

沧浪独步亦无踪,聊上危台四望中。

秋色入林红黯淡,日光穿竹翠玲珑。

酒徒飘落风前燕,诗社凋零霜后桐。

君又暂来还径往,醉吟谁复伴衰翁。

由于苏舜卿的才华和特殊的地位,在京城时,他成了交际的中心,每日呼朋引类,名士往来,有酒有歌,有诗有舞。比起开封来,苏州虽然也是吴侬软语的富贵之乡,但毕竟淡泊得多。而且,更重要的,他不再处在社交的中心位置,他已经丧失了官场酬酢的优越感。所以,当老友贯之前来看望他,令他激动不已。贯之走后,他便有了这首伤感的诗。三十八岁的苏舜卿,已经从心理上称自己是一个“衰翁”了。

除了从书信上,他还保持与欧阳修、范仲淹、滕子京、梅尧臣等一帮旧友的联系外,在苏州,他的新交,则多半是吴中的文士或出家人,他们在一起吟诗唱和,研究书艺,品味琴韵,或探讨佛道玄旨。除诗文外,苏舜卿还擅书法,善弹琴,作为文人的看家本领,他似乎一样不缺。虽然官场中人都害怕同他往来,但一般的文人士子,都还仰慕他的名声,而乐得与他交往。他与这一帮地方上的名士在一起诗酒留连。渐渐地也就忘了开封的旧事。

这时,他在开封时的好友,如今尚在官场的韩维,来信指责他“世居京师,而去离都下,隔绝亲友。”他回了一信为自己辩护。这封信在他的文集和宋史《苏舜卿传》中皆有载,只是两者有些出入,但大致相似:即困居吴中,是不得已而为之。至于目前的生活,他在信中说:“……耳目清旷,不设机关以待人,心安闲而体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史琴尊,以自愉悦;逾月不迹公门,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阊,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渚茶野酿,足以消忧;莼鲈稻蟹,足以适口;又多高僧隐君子,佛庙胜绝,家有园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鱼鸟留连,不觉日暮。”

这是一个十足的闲人。由于“迹与豺狼远”而“不设机关”,苏舜卿渐渐习惯了这种与官场无涉的文人生活,从文中还约略可以推测,住进沧浪亭后,苏舜卿一直没有停止扩建工作。“珍花奇石,曲池高台”,这些,都是后来添置构筑的。

在沧浪亭住了三年多,到庆历八年(1056年)春,由于韩维的上书,苏舜卿复官为湖州长史。但他并没有到任,这年的十二月,他病逝于沧浪亭中,年仅四十一岁。



苏舜卿少年得志,中年置身于权力的漩涡,是仁宗一朝名倾朝野的诗人,但他在政治上并无建树。虽然他热衷于改革,抨击时政不遗余力。但因不拘小节而引祸致身。在中国古代,由诗人而入官者,像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等,身后留名,不是因为政绩而是他的诗章。当然也有例外,像高适、晏殊、王安石、范仲淹生前就已政声卓著。清谈误国,不幸的是,清谈恰恰是中国文人的通病。把文人习气带到官场,这官肯定就做不好。

今天,客观地评价苏舜卿,他在历史上最大的功绩,莫过于修了一座沧浪亭。他死后,沧浪亭屡易其主。宋绍兴初年,沧浪亭为抗金名将韩世忠所得,改为“韩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建。元代废为僧居。到了清康熙年间,宋荦任吴中巡抚,寻访苏氏遗迹,已是灰飞烟灭。于是再度倡导重修。兹后又屡毁屡修。现在的沧浪亭,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苏州巡抚张树声修筑的。

徘徊在沧浪亭中,我感叹苏舜卿的不幸。同时,又庆幸他终于觅得沧浪亭这一块宝地以寄托晚年的孤踪。苏舜卿写的《沧浪亭记》,如今尚刻在沧浪亭大门内的碑石厅内,驻足其下,我品味以下这一段:

……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从中可以看出,苏舜卿在沧浪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位置。他不适合官场,他无法适应那种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可惜他醒悟得太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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