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制品。一般的参观者或客人走不到这里，但凡来到这里的客人，大多数是来踅摸这些老物件的。

五层的前厅是中国银行驻交易会的办事机构和交易会领导办公的地方（团长办公室、秘书处、计划处、总政处等）。再往前走是一个露天的大阳台，摆放着广东佛山石湾出的工艺瓷：各种造型的动物、瓷桌、绣墩；北京出的仿唐三彩的骆驼、马及其他物件；还有一些大理石的雕刻：如路灯杆、花园里装饰品等。这些工艺瓷都是不怕风吹雨淋的，反而是水越洒物件越醒目，雨越淋物件越娇艳。

在大楼的北侧有一大块空地，上面摆放着一些用工业石材（大理石、黄岗岩、灰绿岩等）制作的工艺品：北方的坐狮、南方的闹狮、西洋的卧狮、鼻子垂直到地的象尊和鼻子向上挑着的闹象，奔腾的骏马、温顺的绵羊、刁钻的老鼠、令人生畏的毒蛇等，每一尊雕像都栩栩如生。

3、泄密事件

交易会开幕没几天，4月20号白天突然接到通知晚上到越秀宾馆召开紧急会议，有重要事情通报。外事无小事，令行禁止，晚上大家都准时出现在越秀宾馆的大食堂。此时大食堂内坐满了参加交易会的同事们，每个人都一脸严肃，他们中的一些人好像知道了点什么。没有平时的谈笑风生，也没有人高谈阔论，更没有人研究业务了，大家静静的等待领导的到来。过了好一会，看见总公司的领导略带疲惫地走进来，坐在前面一张大圆桌旁的椅子上，手扶麦克风，满脸严肃地宣布：“开会了！今天要通报一起自打有交易会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泄密事件！这个事件就发生在我们交易团！”“啊！”几百人不约而同发出声音，大食堂都出现了回音。每个人惊愕的表情难以言表，互相紧张的对视着，好像都在问“怎么回事？”

谈起这个泄密事件，还得从交易会开幕前的一个报告会说起。在交易会开幕的前几天，全体参加交易会的人员在友谊剧场听外贸部领导做“国别政策和对日政策”的报告。大家坐定后就听到喇叭里不断响起“此报告内容是保密内容，不许记笔记，不许录音，回去不得讨论！”我一听开心坏了，上过学的都知道，学生们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课间还要找老师解答问题。但是笔记本是需要单独购买的，不算在学杂费里，所以我从来没买过笔记本，更没有记笔记的良好习惯。所以报告会不允许记笔记这个要求真是把我美坏了。喇叭播放结束后领导又强调一遍“不许记笔记！”之后开始讲：“美国封锁我们，所以我们不和他们做生意；南非白人政府实行种族歧视政策，所以我们也不和他们做生意；我们不承认以色列，所以就不和他、还有被他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客户做生意。”又讲道：“对苏联和东欧的易货贸易、对阿拉伯人民的支持、对亚非拉的交往等等。”这些政策都跟报纸上登的大同小异，只不过更具体些罢了，容易记住。下边着重讲到了对日本的政策，这回可就更具体了。“我们和日本政府没有关系，他们的许多商社紧随美帝，例如：三菱、三井、住友等株式会社都属于右派，我们不和他们做生意；例如东江、八木、雪江堂等积极促进日中友好是左派，我们不但要积极友好地和他们做生意，还要在具体做法上给予优惠和优先；最重要的是xxx、xxx等这些客户既对中国友好、抱有支持的态度但并不积极，为自身需求也不反对，有的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时不时与政府一个鼻孔出气，这些属于中间派，对于中间派我们抱有既利用又斗争的态度。”在分左、中、右派的时候，把具体的商社名称也都讲了一遍。当时的对日工作非常重要，来参加交易会的宾客中有三分之一是来自日本。最后又提及了一下港澳地区，主要强调了对港地区是充分利用、长期打算的方针，对港澳贸易是一个市场供应的问题等等。

话又说回来，从一进友谊剧场就开始强调不要记笔记。外事无小事，本应令行禁止。但偏偏有些“好学生”偏得记笔记，于是泄密的事件发生了：交易会开幕后的几天，北京工艺品公司负责旧瓷的业务员张树兹接待了一位日本客户，日方客户将眼睛盒、记事本、卡尺等物品放到了谈判桌上，张树兹也将价格本、笔记本和一些文具也放在桌子上，中间还放着茶壶、香烟等一些物品，总之一句话，桌子上码放的满满当当的，俩人还时不时地起身走到货架旁或蹲在地上看瓷器。业务员李文方正好走过去，在旁边坐了一会，看着他俩不需要英语翻译就离开了。在这期间张树兹去了趟厕所，到了中午时分，客户要回酒店休息，于是客人收拾好桌上的东西就走了，张树兹送走客户后收拾自己的东西时发现笔记本不见了！到处翻找后也没有找到，赶紧报告公司经理。经理急忙到现场询问整个事件的过程并问道：“价格本还在吗？价格本也属于保密材料，要收好！你笔记本上都记了些什么？”张树兹赶忙回答道：“价格本还在，笔记本上记录了对日政策和客户分类。”“什么！这不是不允许记录的吗！”“听报告记笔记成为习惯了，老怕记不住，刚才还在不断翻看。”张树兹怯怯地说着。经理着急的布置着，一边赶紧报告交易团的领导和保卫组的同志，一边让还没回宾馆吃饭的同志们都过来帮忙寻找。瓷瓶内、柜子顶、小盒里、门口外，大家一个个都汗流浃背。不一会团领导来了，保卫组也过来了，讯问过程后都帮着分析，转眼一点多了，大家谁也没吃饭，就盼着客户早点来、就盼着他把东西拿错了。终于等到“东方红”的乐曲响起，只见客户急匆匆地跑过来，连忙对张树兹说着“对不起，东西拿错了”顺便将笔记本放在了桌子上。此时在场的工作人员都不由自主地“嘘”了一声，一块大石头可算是落地了。

万万没想到第二天我国外贸部就接到新华社的询问：“在日本一家有影响的报纸上登出了与中国做生意的日本客户分为左、中、右三派的消息，并指出有中国业务员的笔记为证，我们非常被动！”

整个泄密事件的过程就是这样，公安部已经派人在对当事人做调查，日本客户已经离开中国。总公司领导再次强调：“今天的会议内容不要记笔记，回去再进行一次保密教育、安全排查，谈判桌上不要摆任何多余的东西，谈判结束后要立刻收拾干净！”

听完报告在回出口部的路上，大家的心情都比较沉重。几天后交易会关于泄密事件的通报发下来了，主要讲了过程、影响及今后应注意的事项等等。主送外贸部，抄送的部门可就太厉害了：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筹备小组、各大军区和省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各省市公安厅局报中央文革备案。

这个通报一发布，真是压的工艺品交易团的领导们喘不过气来，压的北京工艺品公司的领导们寝食难安，压的当事人无法描述。我们其他人则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更加理解外贸无小事，更加兢兢业业、戒骄戒躁、干好本职工作。我可以自豪地说：“自己在外贸战线工作的26年时间里，无论是在北京谈判、还是出国访问、以及各种类型的洽谈会上，从未发生过泄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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