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几百年再来看这段历史，自然是很从容，站着说话不腰疼。

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思想境界，顾横觉得不应对崇祯过多苛责。拿今天的眼光我们来看一看这件事失误在哪里。

首先顾横仔细回忆着一下韩一良的上书核心思想在哪里。韩一良敢于反映卖官的社会现象，是希望皇帝扭转社会风气，不在于整饬哪一个具体人。

从这一点看，韩一良对贪官还是很仁慈的。如果真的较真肃贪，韩一良可能也不完全干净。

那么如果用廉洁度来衡量官员。韩一良廉洁度可能是95，但有很多官员廉洁度可能不高于5。

在明末贪腐成风的社会，韩一良已经是很难能可贵的了。廉洁度100的根本找不到，除非是海瑞。

只可惜崇祯皇帝没有理解韩一良的核心思想，也没有想明白自己的执政核心在于扭转社会风气，而不在急于处理一两个贪官。

社会风气一团糟，皇帝想惩贪，但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盘根错节，必然把好经念歪了。

崇祯觉得，崇祯应该先从多方面入手弘扬廉洁正气。转变社会风气是个慢工细活，急躁不得，不是惩治几个巨贪就可以解决的。

但持续不懈地下苦功夫转变社会风气的做法不符合崇祯的性格，他没有这个耐心。

其次，打击了韩一良导致官员不敢担当。明末官员互送书仪是种陋习，不在于是谁的错。

韩一良因拒绝说出500两的书仪是谁送而被革职。只能导致官员相互袒护，不敢再说真话了。让臣下因反映时弊而蒙受冤屈，可见崇祯处理朝臣的随意性。

最终导致臣下不敢担当，人人自危，对朝政都噤口不言。言路闭塞，崇祯皇帝执政的盲目性就大大增加。这是崇祯自酿的后果。于是就出现皇帝每天越勤勤恳恳，臣下就越偷安怠慢。

有当时的大臣刘宗周这么评价崇祯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

大意便是求治心切的崇祯帝，在时局危机深重的影响下越发急躁、偏执、多疑，布令太烦、用法太严、重典治臣下、用人不当，致使政策屡屡失误，加剧了社会危机。为了解决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崇祯帝变得更加急于功利。

崇祯皇帝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日夜操劳，在急功近利的心理作用下，用人不当，失误频频，进而对下属臣子严厉苛责、求全责备，导致大臣们整日不安。

刘宗周对崇祯帝的行为直接予以批评“功利之见动，而庙堂之上有不胜其烦苛者矣。”

于是在整个朝廷内部，群臣为自保，只好投其所好、逢迎君主，少数忠直之士也很难施展才华、保全自己。

崇祯帝对于一些有才能的大臣也要求苛刻，对其严厉苛责。

崇祯皇帝对待朝廷大臣，往往求之太备，或以短而废长，责之太苛。长期如此，让朝臣基本只求自保，无才无德的庸碌奸佞之徒得到重用，却不思救国救民，国家、局势日益败坏。

崇祯皇帝采用重典治臣下，锦衣卫、东厂于法律之外诏狱不断，致使群臣苦不堪言，大小臣工尽在这位君主的不断积疑中往来，导致整个朝廷气氛昏暗压抑、统治集团人心涣散，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

历史上崇祯皇帝就这样发展了下去，最终落得众叛亲离，吊死煤山的悲惨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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