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药，是国家一类管制精神药物，主要用于治疗失眠。王元鹅因扮演“抗艾斗士”这一角色压力过大，经常出现失眠，需服用三唑仑助眠。

医院有给王元鹅开具这一处方药的记录，但剂量远远低于他死前服用的剂量。

如果大剂量服用三唑仑，就会产生麻醉的药效，换言之，三唑仑一旦过量就是毒品。

在黑市中，三唑仑有着“迷药之王”之称。多名自称售卖三唑仑的药贩子表示，此药无色无味，见效快，持续时间能达到数小时，且受害人清醒后会“失去记忆”。

因此，三唑仑也是黑市中热销的一款“迷药”。多名专家曾评价称，一旦这种药物被人体吸收，受害人几无自救可能。

根据药量判断，王元鹅服用的三唑仑，足以造成他在一定时间内失去知觉，任人摆布。

但现场并未发现搏斗或有外人进出的痕迹。因此，让王元鹅过量服用三唑仑的嫌疑人只有一个，就是他自己。

再结合之前发现的出现在餐厅的闹钟，以及王元鹅的目光始终注视着闹钟正面钟摆，马弘文和法医一番讨论后，得出了一个推论：

为减轻痛苦，王元鹅在上吊前给自己服用了过量的三唑仑，闹钟的作用就在于药效即将发挥之前，能让他掐准时间上吊。

王元鹅因失眠在较长时间内服用三唑仑，对其药效作用十分熟悉。只有精确的掌握并算准药效发作的时间，才能在自己失去知觉之前和最大限度降低痛苦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上吊的时间点。

可以想象得到，王元鹅在上吊时极有可能是这样一幅场景：

将好几个药瓶里的三唑仑全部倒进嘴里后，王元鹅给自己狠狠地灌了几口水，心里计算着药效发作的时长，然后不急不慢地拿起闹钟，设置好响铃的时间，再踩上椅子，将挂在风扇灯上的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缠了两圈，然后静静的等待闹钟铃响。

在等待的过程中，时间显得漫长而又短暂。他会在想什么？回忆自己的一生，还是清空自己的思绪，仅是听着自己的心跳？他还有没有想见的人和想做的事？既然选择逃离这狗屎一样的人世，那他应该是了无牵挂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王元鹅的倦意越发强烈，思绪越发散乱。那些好的和不好的记忆，快乐和不快乐的往事，伤害和被伤害的人物，也许都会不受控制，一幕幕的浮现在他眼前。

到了后来，他会感觉到头重脚轻，天旋地转，眼皮打颤。

终于，闹钟发出了刺耳的铃声，将他吵得精神一震，但也只是费力地睁了睁眼皮。

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到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闹钟的响铃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和目光。

看到闹钟旁边的手机，想起自己留下的遗书，王元鹅兴许忍不住又骂了一句“去你妈的”，然后垫着脚尖踢翻了凳子……

机械闹钟响铃后，只要不设置重复响铃，在无人关闭的情况下，一般2分钟后就会停止响铃。

这样一来，就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吵到隔壁邻居。从这一点来看，王元鹅至少还是个睦邻友好的人。

从王元鹅特意使用机械闹钟，而不使用电子闹钟或手机闹钟来看，王元鹅对上吊自杀显然有过精心准备。

据此，王元鹅尸检出来的第二个疑点也被排除。

在对血液进行检测后，出现了不能算是疑点的第三个疑点：王元鹅并未感染HIV病毒。

马弘文和法医都被这个结果惊呆了。

马弘文怀疑是不是法医哪里搞错了，好意提醒要不要重新再确认一遍，却被法医唾了一脸，说你这是怀疑老子在这一行里干了三十年都在吃白饭。

话虽这么说，为慎重起见，拂袖而去的老法医回头又悄悄地化验了一遍王元鹅的血液，结果没有任何变化。

然后，法医将血液检测报告甩在马弘文的脸上，要他要嘛自己再去检测一遍，要嘛就去调查。

马弘文当然选择后者，但调查结果和文韬所述基本一致。

至此，警方终于确定堰城家喻户晓的“抗艾英雄”仅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但王元鹅是否感染HIV病毒，和他是不是自杀，这二者之间并无多大关联。因此，这所谓的“疑点”，似乎并不算真正的疑点。

据此，尸检报告最终的鉴定结果，仍旧认定王元鹅为上吊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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