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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话说得众人哈哈大笑。
李太白曾有诗云：“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
唐人好游玩，仅重阳节当天还不能尽兴。因此往往从九月初八起就开始过节，白居易曾做《九月八日酬皇甫十见赠》诗，李白亦有《九月十日即事》。十号，在国朝亦称小重阳。如果某年有闰九月，那还会过两次重阳节，尽兴玩乐。
唐人，对休闲的爱好简直是深入骨髓的，春社时不分尊卑的狂欢，重阳时连过三天节日的喜庆，可见一斑。
其实这也和国朝前期相对富庶有关。国土辽阔，物产丰富，却只有五千万人，即便贫富分布不均，但总体而言比起其他朝代，生活还是要好不少的。这人一富足，自然就会享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秋之时，吾在狄道。乡中有富户秦氏，自言本会州吐蕃昑屈氏遗种，后降顺灵武郡王。麦收之后，于庄中置酒，邀吾等旅人，共赏玉兔银蟾。”
“昑屈氏已烟消云散，此等遗种，为免他人谋夺家财，不做唐人还做甚？”
众人闻言又笑，纷纷举杯痛饮。
众人都是读书人，自然知史。对安史之乱后，河陇二十余州次第失陷痛憾非常。灵武郡王举大兵，破吐蕃，复旧土，非常对这些士人的胃口。
赵光逢曾经说过，邵树德收复河陇失地，而关东诸侯还在互相攻杀，天下英雄闻之，定耻为之效力。这话如今看来，有些过了，是他鼓动邵树德西征的话术，不过也不能说完全不对。
武人没吸引几个，但对文人的吸引力却不小。
从收复河渭五州并置镇开始，西游的士人是一波又一波。有人来了又走，有人留下来做官、讲学，总之还是有效果的。
河州多大山，且去那些石壁上看一看，题诗留名的不在少数。
还有些“狠人”，花钱请人刻石留诗，其中不乏吹捧邵树德的“马屁诗”。邵大帅若去转转，应该会很开心。
在这个民族衰弱、晦暗的年代，人们总需要一些英雄，邵树德恰到好处地挠到了文人们的痒处，因此多了一些自愿为其吹捧、宣传的“粉丝”，大大抵消了两次叩阙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朔方、河渭两镇都在大募州县两级博士、助教，员额远超一般州县，且月俸各提了一千钱、五百钱。萧相有言，若教谕当得好，教化的学生多，便可为州郡、幕府要职选人，此岂不为一条金光大道？”
“没有功名，在关中、关东、江南做官难之又难。朔方、河西、陇右三镇二十三州，才学高的可当州经学博士，次高的可当助教或县博士，剩下的还可当县助教、教谕，只需多教学生，便可积功而上，确实不错。”
其实，能到州、县两级学校上学的蕃人，非富即贵，一般是部落酋豪的亲眷，或是坐地胡商之子侄。先把这些人教好了，让他们从内到外都是一个纯纯的唐人，以后继承部落后，其部民自然也会效仿。
正所谓上行下效，风俗的改变，有酋豪带头，自然会更容易一些。
而文化的改变，往往也会带来生活方式的变异。比如纯游牧的变成半牧半耕，这就有了固定住处，编户齐民也就方便很多了。
朔方镇对从游牧转变成半牧半耕的部落，一直非常欢迎，并多次发下赏赐。
定居下来种植高产牧草，一亩地的收获，往往要纯天然草场五六亩才能赶得上。这给了一些牛羊牲畜并不太多的部落小民以选择，三茬轮作制的农业生产体系，其实是完美契合这些定居下来的牧人的。
地，根本不缺，只要你肯定居下来，再向汉民学习如何种植粟麦、豆子、牧草，生活不会差的。
上有部落头人子弟进学校汉化，下有现成的农业经营方法解决后顾之忧，同化的难度，又降低了不少。
编遗氓，造风俗。如此持续三代人，朔方、河西、陇右三镇的蕃民，同化得估计还要比天宝年间更彻底。
韦庄在一旁默默听着士子们的高谈阔论。
其中一两人，在他看来，简直就是萧遘或邵树德派到士人中间的“细作”。不断从各个方面吹捧朔方、陇右二镇的好处，想方设法鼓动更多的读书人留下来，以冲抵此地的腥膻胡风。
不过，“万里羌人尽汉歌”，总比“洛阳家家学胡乐”好吧。
灵武郡王，确实当得英雄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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