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的那些日子里，常见一些女人找到大队部来，缠着老姑父让他去当陪客。最先老姑父有些愠怒，他说：这是干什么？拉拉扯扯的？不去。可他经不住女人的再三缠磨，也就应承下来了。一年又一年，甚至可以这么说，老姑父的酒量，是全村人合伙哄抬起来的。特别是村里逢会，那是一年一度仅次于过年的大节气，家家都有亲戚来……到了这一天，老姑父至少要串五十家以上！

后来，在我跟着他走过村街的时候，我发现女人们的笑脸像葵花一样处处开放。我知道，那都是对着老姑父的。女人们亲切地、昵昵地叫着：老蔡，老蔡耶……而老姑父却昂着头，一路“嗯、嗯”地走着，有时候还会说：嗯，记着呢。十三，我记着呢。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姑父已经很习惯地把村里的公章拴在了裤腰带上。最初当然是为了方便群众。那会儿需要盖章的事情特别多，哪怕出一趟远门，也是要盖章的。老姑父人好，有人找到他，无论黑天白夜，老姑父都要从家里爬起来，跑到大队部去给人盖章。次数多了，他也有些烦了，后来就干脆把村里的公章拴在了裤腰带上。有人来找，就给人盖一下。那公章终日拴在裤腰上，磨来蹭去的，总是缺油，于是老姑父就“哈”一下，再盖。所以，每当有女人来找，只要不违反政策，老姑父就问：哈一下？人家会说：老蔡，哈一下吧？于是就“哈”一下。

在无梁，“哈”也有亲嘴的意思，次数多了的时候，不知老姑父是否使用了“延伸义”？

渐渐地，我还发现，老姑父“领席”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夏天的时候，老姑父常常领着一张席到瓜地或是芦苇荡里去。有时候，他是陪县上或公社下来的驻队干部。有时候，他是领着村里的一群编席的女干部们开会。还有的时候，他领着一张席到处走，从树下到场院，又从场院到水边……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蚊子。他说：有蚊子。

他心里有蚊子。

我说过，老姑父所谓的“作风问题”，最早是因我而起。那是他在慌乱中端错了“奶子”……后来的事就难说了。后来人们传的那些，都是添枝加叶、捕风捉影、经过渲染的。那年秋天，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村里小学校长苗国安（他也是无梁的女婿）在县上开会的时候突然得到了一个消息：大学要招生了！是推荐招生。一个公社分了三个名额。得到消息后，他就急急忙忙地骑着自行车回来报信儿，希望老姑父亲自出面，为我争一个。

是啊，在全村人的眼里，我是一个祸害。是一只吃遍全村的蝗虫。如果能把我推荐出去，全村人就都“解放”了。当然，这对我来说自然是天大的好事。那时候上大学不但不要钱，还给生活费呢。就此，我也充分理解了人们的善意。可小学校长又说，虽说一个公社三个名额，可有两个已被公社干部的孩子占去了，就剩下一个了。这一个指标三十个大队去争，能不能争到手，还很难说……快找老蔡！

可是，就在这时候，老姑父不见了。全村人到处去找，一百个喉咙四下喊，可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小学校长苗国安说：敲钟吧，一敲钟，他也许就知道有急事了。

那天傍晚，当钟声响过三遍之后，终于把老姑父敲出来了。老姑父是从苇荡里走出来的，他一手领着席，一手还提着裤子……他没想到村街里会站这么多人，他愣了一下，忙解释说：妈的，撒泡尿，把裤腰带给弄断了。

人们都望着他，人们根本不听他的解释，人们都去看他的裤子……前后村都喊过了，钟也敲三遍了，他才出来，这泡尿有这么长么？

就在这时，吴玉花牵着孩子从人群里走出来，抖手给了他两耳光……尔后，她一句话也不说，牵着孩子扭头就走。

老姑父就此蹲了下来。在无梁，老姑父入乡随俗的第一个姿势就是“谷堆”。“谷堆”是个象形词，就是蹲下的意思。老姑父“谷堆”在地上，很狼狈地靠着那棵挂钟的老槐树，平着脸色，略显尴尬地说：啥事？啥事吧。

老姑父的裤腰带断了，谁都知道这不是尿尿的问题，可人们还是信了。在无梁，凡是有职务的，只要给一个理由，人们就信。人们是心里不信，脸上信。于是人们不再研究“裤腰带”的问题了。

小学校长苗国安给老姑父说了推荐上大学的事……尔后说：抓紧吧。三十个村子，就剩一个指标，听说明天就上会定了，是不是得送点礼呀？

此时此刻，全村人异口同声地说：送！这得送。

这一个“送”字，经全村人的热喉咙喊出来，显得铿锵有力。

那会儿我就躲在老姑父的背后，他靠着树的阳面，我靠着阴面。我不禁脸红了，心里怦怦乱跳。那时候，我还会脸红，此后就不会了。

人们都在等着老姑父说话，可老姑父就是不开口。我知道老姑父不开口的原因，这是逼着他去找公社武装部长老胡，老胡是他的战友，这是让他去给老胡送礼……他不愿去求老胡，他还想给自己留一点尊严。

可这一次，全村人不答应了。人们像“森林”一样地围着他，立逼他说话。“送”是必须的，人们甚至开始议论送什么的问题了。有的说，队里不是还有几桶小磨油么？有的说，代销点有烟，赊上几条好烟。有的说，光烟不行，还得有酒……

事关前途，我心里很急。我喉咙是恨不得伸出一只手，把他从地上拽起来。这时候，我是多么感谢村人哪，我看见我的心都跪下来了！

人们的目光再一次把老姑父给淹了。在目光的海洋里，不光是一个“送”字，还含有“裤腰带的问题”。老姑父再三说是“绷断的”，可人们不听他解释……这几乎是一种威胁了。再说了，这里边还有善的含意。我是一个孤儿，他们是在帮助一个孤儿，这就是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道理后边都包含着很多因素。可人们只说道理，不说“因素”。老姑父显得很无助，他“谷堆”在那里，就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

老姑父已无处可藏。这时候，他不可能回家，他回不去了，家里也面临着一场战争。老姑父很艰难地站了起来，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我不要“脸”了。

这天夜里，老姑父骑着那辆破自行车给人送礼去了……老姑父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回来。也许，那天夜里他在老胡的门前蹲的时间太长了。他是很想要“脸”的，可他没有办法。他跟公社的老胡喝了一夜酒，回来把自行车一撂，就瘫倒在场院的麦秸窝里，人像是生了一场大病！

可人们还等着他回话呢。当人们把他围起来的时候，他眼都没睁，只喃喃地说了两个字：妥了。

我承认，我上大学跟你们不一样，我不是考上的，是“送”出来的。那时候三十个大队抢一个名额，可这个名额最终让我得到了。那是用全村人的油，还有烟酒和老姑父的脸面换来的。当那张薄薄的“纸”发到我手里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么？我心里说：拜拜了无梁，我再也不用看人的脸色了。

我告诉你，不要轻看任何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形式就是内容。待我拿到那张“纸”之后，我又一次吃遍全村！人们开始用最好的饭菜招待我，用最优美的语言夸赞我，我在无梁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被人们无限放大，我不再是祸害了，我成了一个最聪明、最懂事的孩子。每一次到村人家吃酒，都由老姑父作陪。那一天，老姑父又一次喝醉了，醉了的老姑父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我冤哪，我的裤腰带真是绷断的。

在我走的那一天，全村人都来送行。我得说，这里边的情愫是很复杂的。首先，这又是一次善的集中体现。其次，在他们心里，我已约等于“官”了，他们送的是一个未来的“预备役官员”。可不管怎么说，我的被褥，是村里女人们套的，我的脸盆，是村里给买的，还在我的兜里塞满了柿饼和鸡蛋……女人们哭了，我也掉了泪。女人们围着我问：丢儿，还回来么？我说：回来，放了假就回来。可我还是有一种“放生”的感觉。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没有那张“纸”，我什么都不是。我不会再回来了。

我以为，这将是一次成功的逃离。可是，我错了。

老姑父跟吴玉花的战争是旷日持久的。

那天的“裤腰带事件”是个***。当老姑父回到家之后，吴玉花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一把把刚一岁多的小三儿从床上拉起来，倒着提在手里，恶狠狠地说：一窝吃里扒外的货，摔死算了！

老姑父吓坏了，老姑父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小三儿。吴玉花一连生了五个孩子，五个全是闺女，虽然只活下来三个，可终日里擦屎刮尿，她早就烦透了。在她眼里，每一个孩子都是祸害，都是老姑父带给她的灾难。所以她很轻易地攥着小三儿的一只脚脖子儿，倒着提在手里，好像随时都会松手！

然而，这小三儿虽整个倒垂着，可那两只杏仁眼却忽灵灵的，像是在笑……

老姑父急忙冲上去跟吴玉花抢孩子，他就像一颗出膛的炮弹，倏尔就把小三儿夺在了手里，同时用脚勾倒了吴玉花。于是，在把孩子撂回床上的那一刻，两人同时倒在地上，就此厮打在了一起。两人先是碰翻了木制的洗脸盆架子，踢倒了一卷编好的席捆，撞散了一排苇子秆，尔后又用屁股拱倒了屋角里的水缸，像两只泥母猪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

老姑父家的墙上已挂满了人生的“脚印”。那脚印蜿蜒曲折、忽高忽低、且重且轻，全是在搏斗中一脚一脚踩出来的。老姑父与吴玉花的每次搏斗都是以命相抵的，两人总是头顶着头或是相互揪着头发在地上滚来滚去，屋子里边的四堵墙成了他们随时借力的地方，每一脚都跺得墙咚咚直响，墙上的石灰末四溅！那时老姑父常年穿一双两块半的解放鞋，那些带胶底花纹的半个脚印都是他踩出来的，而布底或牛皮底（两人结婚时，老姑父给吴玉花买过两双皮鞋）的脚印则是吴玉花踩出来的。两种脚印又常常会交叉重叠在一起，回环往复，就像是倒挂着的人生曲线图。

最初两人只是在屋里打，暗打，脸上会带些伤而已。后来就打出了院子，打到了村街上。可一旦到了村街上，老姑父就决不还手，那就成了吴玉花一个人的死缠烂打。吴玉花的骂声就像是村中广播碗里的“新闻”一样，每晚准时播出。那骂声像爆豆一样从她的薄嘴唇里迸发出来，鲜艳、凌厉、脆！就像是相声演员说绕口令，既含蓄而又泼辣，既生动而又斑斓。有人说她是得了村里最会骂人的七奶奶的真传。她打头的第一句总是：你还是人么，你荞麦面打糨子，你兔子屎编辫儿，你城隍庙贴膏药，你还要脸么？！猪、狗、黄鼠狼……开初时人们还劝一劝，此后就不再劝了。

其实，老姑父早就不要脸了。他的脸已烟化在无梁那无边的田野里了。

客观地说，虽然是传闻，老姑父也许难免会有作风问题。而我不想再说传闻中那些跟他有牵连的女人的名字了。她们是我的乡亲。也许吧，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日子里，她们是很需要“哈一下”的。再说，老姑父的日子也太困顿了，他在无梁村的岁月里终日苦哈哈的，回到家不是吵架，就是打架，也太需要宣泄和滋润了。或许，这里边还有风俗的原因，有情感的原因，那由一个人“领”出来的席，在无边的田野里，在缀满星星的夜空中，铺下的一张张流动的床，不就是让人睡的么？在无梁，“睡”也是有两说的。

此后就是“游击战”了。老姑父每晚领着一张席到处走……吴玉花就四处侦察、围追堵截。吴玉花常常是一手夹着那最小的孩子、一手打着手电筒在暗夜里快步走着，从场院到河边，再从河边搜到苇荡，她的搜索范围不断地扩大，她的长杆子腿一个晚上可以围着村子走几十里地仍不知疲倦。有时候，已是下半夜了，她还会去拍一个寡妇的门，看老姑父是不是睡在了人家的床上！

长年累月的家庭战争把吴玉花锻炼得就像是警犬一样，她能随时随地在风中分辨出老姑父的气味。她还能从气味中发现异样的情况，比如沾在老姑父身上的一根长头发，或是在苇荡里发现了空火柴盒子，或是挂在芦花上的一节红绒绳……一旦发现了这些蛛丝马迹，她就高度兴奋，穷追不舍。有时，她甚至还会在黑夜里对着星空不管不顾地大声喊道：抓贼呀，抓光屁股贼呀！她的手电筒是加长的，能照出半里远。那一条光的长线一次次抛在夜空中，照得无梁人四下躲闪。

老姑父也有一支手电筒（那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年用助学金买来送给他的。老姑父虽然每月有七块钱的伤残补助，可这钱他一分也得不到，都攥在吴玉花的手里），无论是在场院、苇荡或是田野里，每当两支手电筒照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两个脸上那刻骨的仇恨。每一次，当吴玉花手里的手电筒照在老姑父脸上的时候，吴玉花脸上就会出现一丝诧异的神色，她像是在问自己：我怎么跟这个人在一起呢？而老姑父却是沉默的，他总是很快就把手电掐灭了，仿佛不忍看那岁月的残酷。

这仇恨都是在困顿的日子里一天天积攒下来的。日积月累，久而成仇。我猜，在他们两人之间，仇恨竟然演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有时候，两人从一起床就开始对骂，你骂我，我骂你，就像是吃炒豆一样。他们二人常用的话语是一个字：死。每当这个字从牙缝里跳出来，都像锯齿一样节奏明快、铿锵有力：“死鳖。”“死去吧。”“死外边。”“死心眼子”……可两人自始至终谁也没有提出过离婚，谁也不说离婚。

也许，在精神层面上，老姑父需要“战争”。他打过十六年仗，如今在没有炮弹呼啸的日子里，他有些无所适从？难道说他已习惯于“紧张”，他仍需要一个敌对者，需要时刻绷紧脑海里的那根弦么？不然，如果哪一天，老姑父回家后发现吴玉花不在，没有人跟他聒噪了，他就会忍不住问上一句：你妈呢？

后来，我发现，在情感上，“仇恨”和“依存”居然可以结伴而行。对于吴玉花来说，那是一种日子与日子的对垒。是精神上的纠结与胶着。你看着我，我盯着你，宁可化成灰，谁也不放过谁。这里边竟然还有温情的成分，有对既成事实的默认，有以敌对为外壳的相互间的照应，还有一种看似荒唐的对手间的默契……比如，冷不丁的，吴玉花也会问一句：那老不死的，你爸呢？

日子像流水一样，那无尽的詈骂就成了不断泛起的一朵一朵的浪花；是用锯子拉出来的如歌的行板。如果哪一天两人没有吵架，倒成了很让人诧异的事。连村里人都会说：稀罕，咋没声了？

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老姑父最小的女儿，就是那个出生第五、排行老三发高烧侥幸活下来，仅有六岁名叫苇香的孩子，居然在一天晚上趴在老姑父腿上咬了一口，几乎咬下一块肉来！

苇香从一岁起就偎在母亲的怀里去寻找父亲。她的眼睛特别适应黑暗，在黑夜里她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两只手紧拽着母亲的衣襟，任吴玉花带着她到处奔走。吴玉花的咒骂声伴着她走向田野，走向苇荡，走向炕屋和磨坊……在长达五六年的时光里，小苇香在母亲的咒骂声中茁壮成长。母亲从来没有给过她好脸色，不是打就是骂；而虽然很少回家，却特别疼爱她的父亲每次都会偷偷地给她塞块糖吃。

可是，当她长到六岁的时候，一天晚上，两人在苇荡里又厮打在了一起……而此时此刻，小苇香突然跑上来，趴在老姑父的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当时两人都愣住了，老姑父已伸出了打人的手，可他的手还是无力地放下了。他突然大声咳嗽着，满眼都是泪水。因为他看到了一双喷溅着仇恨的眼睛，这双眼睛里爬满了蜇人的蚂蚁，那都是在黑夜里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吴玉花已成功地把仇恨种植在了这个小女儿的心里。

从此，吴玉花有了帮手了。

欠债总是要还的。

当我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之后，老姑父给我写的第一张条子，就是要我去寻找苇香。

此后老姑父又给我写了无数个“见字如面”的白条，一直写到我在学校里无法生存，辞职下海为止。这也是我仇恨老姑父的原因。

十七岁的小苇香是突然之间失踪的。那时候她正上高中一年级，在学校里已经有了绰号：“小洋马”。她的母亲曾经被人称作“大洋马”，她现在已经出落成“小洋马”了，漂亮是不必说的。暑假里，在“小洋马”回到无梁的第三天，她突然失踪了。

一时间村子里有许多传言，议论纷纷……最靠谱的消息是，她被一个骑着摩托到村里收购头发的小伙子拐走了。

为此事吴玉花跟老姑父又打了一架。两人除了互相责骂、大打出手之外，就是心急火燎地分开四下去找……他们甚至还报了警。

可是，三天过去了，仍然没有查到苇香的任何消息。于是老姑父就让人给我捎了一张条子，让我帮着去寻找蔡苇香的下落。

我已欠下了无梁那么多的人情，老姑父的“条子”自然是不敢怠慢的。于是，我骑着借来的一辆自行车在颍平城里整整寻找了三天，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旅店，每一个派出所我都去过了，我还托了一些在政府工作的大学同学，让他们也帮着查找，可一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苇香的任何消息。不得已，我只好硬着头皮回了一趟无梁，专程向老姑父禀报情况。

然而，当我带着礼物赶到老姑父家的时候，老姑父却不在家。我问吴玉花：花姑，老姑父呢？吴玉花冷冷地说：死了。

那一天，当我找到老姑父的时候，老姑父又喝醉了。他躺在场院的麦秸窝里，成了一摊泥，怎么也喊不醒。

在无梁，在长达数十年的时光里，在村人的抬举下，老姑父经历了由陪酒到馋酒再到醉酒的复杂过程。如今，他醉酒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他已成了人们说的那种“熟醉”，一喝就醉。有几次他醉的很不像样子，被人们从家里抬出来，晾在村街里的一张席上。据说，那天老姑父吐得一塌糊涂，等他醒来时，他身边卧着两条狗，一只黑狗，一只黄狗，狗也醉了。

这个“狗醉了的故事”在无梁传开后，很是影响老姑父的声誉。人们再见老姑父的时候，眼里就多了些不屑。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随着政策的不断变化，人们需要老姑父给“哈一下”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当他在村街里行走的时候，人们脸上的笑容就淡了许多，对此，老姑父肯定是有些失落的。

这年冬天，我在省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却在无意之间，阴差阳错地碰到了苇香。

我说过，我本是立志要当一个学者的。那时候，我虽然只是省财贸学院的一个讲师，可我已在学术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在省内也算是小有名气。在这次研讨“平原部落文化”的会议上，我碰上了一个已小有职权的同学，那时，他已官至副处。读研究生时，我跟这位绰号叫“骆驼”的同学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三年，感情还是有的。一天晚上，当我与他争论平原文化到底是“脸文化”，还是“脚文化”的问题时，他突然对我说，吊吊灰，我带你去个地方。我说，你知道我不喝酒。他说，不让你喝，就是让你开开眼界。尔后他说：洗个脚。

那天晚上，在省城那条最繁华的大街上，骆驼把我领进了一家“脚屋”。这家挂着红灯笼的“脚屋”门面并不大，里边却别有洞天，进门后是一条长廊，对着长廊是一间间写有牌号的格子房，同学走在前边，我懵懵懂懂地相跟着，心里怦怦乱跳，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就在这时，随着一声“请”，骆同学进了一间格子房，当我跟着他也要进的时候，骆同学回头狡黠一笑，给我指了指隔壁的一个房间，说：哥们儿，背背脸吧。尔后就昂首走进去了。我愣了一会儿，在一个小伙子的导引下，进了另一间格子房。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洗脚”。说实话，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脚是如何“洗”的。

那是一间很简单的格子房，绝不像现在的“洗脚城”那么浮华。里边只有一只沙发和一张单人的按摩床。我有些忐忑不安地坐在那只沙发上，尔后我就看见了苇香。

苇香是端着一个木盆进来的，木盆里盛了泡有草药的热水……当时我已经惊呆了，就那么木然地坐在那里，看着苇香。离开无梁那么多年，苇香早已认不出我了。可我还能认出她来，她右边的眉头上有一颗痣，按古人的说法，这叫眉里藏珠，是大福大贵的命。可苇香却跑到省城给人洗脚来了。

虽然她的穿着跟城里人没有差别，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我能认定她就是苇香，并不是单凭那颗眉痣，我是闻到了一种气味，来自无梁村的气味。那气味是在无梁的熏风里日积月累泡出来的，就像酒一样，是洗不掉的。

我惊呆了的另一个原因是苇香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她甚至比她母亲年轻时还要漂亮。据我的观察，苇香身上已没了未婚姑娘的那种青涩。她就像一个熟透了的鲜艳无比的桃子，两只大美眼忽闪忽闪的，胸脯圆润饱满地挺着，一件粉红色的裙装把屁股兜得紧绷绷的，衬得细腰宽臀，前凸后翘，真就像她的绰号，一匹活色生香的“小洋马”。

她蹲在我的面前，一边用夹生的普通话说：先生，我是二号，很愿意为您服务。一边给我脱着鞋袜……我那会儿身子一阵发紧，简直不敢看她。当她把我的两只脚送进热水盆里的时候，我才打了一个激灵，从尴尬的处境中摆脱出来。

于是我试着问她：姑娘，你家是哪里的？

苇香说：山东。——那时候，她已经学会说假话了。

我说：听着像本地口音哪？

苇香看了看我，说：搭界。

我说：不对吧？听口音……

她飞了我一眼，说：先生，你查户口呢？

这时候她正抱着我的脚用力地揉搓着……我心里一酸，突然想起了老姑父，我看见老姑父在槐树下“谷堆”着，一脸的沧桑。曾经的炮兵上尉决然想不到，此时此刻，他那如花似玉的女儿正在省城的一家“脚屋”给一个陌生的男人按脚呢。算起来也有十八九年了，她给她的父亲洗过脚么？

我又一次小心翼翼地问：姑娘，你出来做这个，你家里知道么？

苇香不回答。苇香说：先生，我们这里有泰式，有港式，有全套，你做么？

我又一次试探说：你一个姑娘家，家里多操心哪……

苇香说：港式的一百六十八，泰式的二百六十八，全套带打飞机四百六十八，很舒服的。

我迟疑着说：全、全套？

那时候我只是个穷书生，囊中羞涩，我惊讶地说：这、这么贵呀？那洗脚呢？

苇香说：光洗脚八十。做个全套吧，又不用你付钱。

我连声说：不，不不。太贵了。

那时候，掏八十块钱洗个脚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我的莫名惊诧一定是让苇香看到了，她的嘴角稍稍撇了一下，有了一点让人看不出的蔑视。我甚至读出了她那无梁口音的潜台词：穷酸。充什么大蛋！这地方是你来的么？

我说过，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进洗脚屋。脚洗了四十五分钟，对我来说却如坐针毡。我不知道我后来是怎么站起来的，在我将要离开那个格子房的时候，我突然多了一句话。我回过头来，望着她，说：苇香，还是回去吧。

苇香突然抬起头，像麋鹿一样警惕地望着我，说：先生，你认错人了吧？

我说：我不会认错的，我就是无梁人。

苇香的眉头耸了一下，脸突然红了。她看着我，有那么一会儿工夫，她像是陷入了回忆之中，一直在搜索记忆信号……末了，她的眼睛眯了一下，再次撇了撇嘴，用戏谑的口吻说：先生，想泡我是吧？别来这一套，我见的多了！说完，端着那个木盆，快步走出去了。

我当夜就给老姑父打了电话，老姑父是坐火车从颍平匆匆赶来的。我去火车站接上他，直接去了那家“脚屋”。一路上，老姑父反复问：是她么？真的么？我只是点点头。我实在不好意思说，正是他那如花似玉的女儿给我洗的脚。

可是，当我们赶到时，却扑了个空。那个脚屋的老板说：什么二号？我们这里根本就没这个人。我跟老姑父不容分说，闯进去一个屋一个屋挨着找，终也没有找到。正是我多了句话，苇香才走的。茫茫人海，又到哪里去找呢？

老姑父蹲在地上，像孩子一样哭了。

老姑父的眼是后来失明的。

据说，自苇香失踪后，老姑父与吴玉花不再打架了，也打不动了。村里人还以为两人终于和好了。可战斗并没有结束，两人回家后互相瞪着，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在吴玉花，那一眼一眼的全是鄙视。老姑父呢，那情愫就显得更复杂一些，有迷茫有恍惚还有悲凉。几十年过去了，他的眼看人都看花了，可他的内心仍……矛盾着。唾沫都吵干了，还说什么呢？两人几乎没有话。没有话的日子更为可怕。那就像是情感的灯油干了，熬尽了，剩下的只有沉默。

老大出嫁了，老二也出嫁了，家里就剩下两个人了。两个人的日子，一个在酒里泡着，一个在恨里泡着，就剩下瞪眼了。对外，两人还保持着最后一点体面。凡有人来，吴玉花就“嗯”一声，那意思是说，找你呢。此刻，老姑父也会“嗯”一声，这成了两人之间最后的默契。这时候，老姑父的伤残补助已增加到一百二十块了。这每月一百二十块钱的卡仍在吴玉花手里攥着。老姑父喝酒也只有靠支书的身份了。可他老了，面临改选，那身份越来越不值钱了。有时，每当钱取出来的时候，老姑父也偷过两次，一次拿十块二十块的，可被吴玉花发现后，藏得更巧妙了。这几乎成了两人间的一种游戏，一个藏，一个找，四处翻着找。可二人之间仍是什么也不说，恼了的时候，就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恨恨的。瞪眼不算什么，这还算是一段相对安宁的日子。

那年冬天，村里改选后，老姑父不再是村支书了。可他的眼却得了很严重的白内障，仅通一点路，几乎就算是失明了。

老姑父常常一个人在村口的大石磙上坐着，闻着风里的声音，找着跟人说话。村里人从他身边走过，有时会给他搭句话，有时就走过去了。他默默地坐在那里，一脸的怅然。每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慢慢地站起身，拄着一根棍子摸着走回去。

那时候，老姑父曾托人给我捎过一个口信儿，说他“想听听国家的声音”。可信儿没有捎到（一直到他去世，我才知道，他是想要一个价值二十六块钱的小收音机）。拍着良心说，我不是找借口，我只是……等我听说后原打算要给老姑父治眼的，可不幸的是，那些年，我一直在奔波之中。当我定下心，要给老姑父治病的时候，我又……此后，说实话，我已自身难保，顾不上他了。

可就在这时候，离家出走十多年的苇香却突然回来了。

苇香回无梁，又一次造成了全村人的轰动。那是夏日的傍晚，苇香坐着一辆红色的出租车回到了村里，橘红色的落日映在那辆出租车上，就像是一团红色的火焰突然降临在村子的中央。

那时候，老姑父拄着一根竹竿在村头一个废弃的石磙上坐着，就像是一堆灰。当苇香坐着出租车从他身边开过去的时候，他只是闻到了久违了的汽油的气味，还有一股子他说不出名堂的香风。

村里的女人们立时就把苇香围住了，她们叽叽喳喳地感叹着，一个个说：苇香啊，真是苇香回来了！啧啧，都认不出来了！

苇香身上穿着一条米黄色的飘裙，脖子上挂着一个黑十字纯金项链，衬着她那雪白的肌肤，高耸的胸脯，更显得成熟饱满、美艳无比！她看上去就像是仙女下凡一般，莲步轻移，下车后她仅走了两步，那高脚酒杯样的鞋跟儿在地上“嘚儿、嘚儿”地凿出了两个羊蹄状的印痕。顿时，那声响像是在敲打着众人的心。于是，女人们一个个狠下心来，指着村口，说：苇香，你爸，村口那人，就是你爸呀。

苇香站在那里，仅朝着远处望了一眼，说：是。我爸。我没花过他一分钱。尔后就提着皮箱，挎着手包“嘚儿、嘚儿”地回家去了。

老姑父仍然在那个废弃的石磙上坐着，一直坐到天黑。老姑父想女儿都快要想疯了，可女儿回来了，却看都不看他一眼，老姑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有好事的女人跑到他跟前，说：老蔡，你家苇香回来了，坐卧车回来的。他说：哦，回来就回来吧，我又看不见。

据说，苇香回村后，一下子就与母亲吴玉花搂在了一起，又抱又亲又哭的，两人叽叽喳喳地说了一夜体己话……吴玉花也许是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她也是如花似玉呀。不免心里百感交集，抱着女儿大哭一场！

还有人说，苇香回家后，对父亲十分冷淡，甚至连句亲热的话都没有。一再重复的只有一句话：这屋里啥味？妈，这屋子里怎么这么大味呢？而吴玉花总是撇撇嘴说……老不死的，你别理他。

每当她一再重复这句话的时候，老姑父就悄没声地拄着那根竹竿走出去了。

一天，老姑父在村路上截住了苇香，他对着空气说：给你丢哥捎个信儿，就说我想听听“国家的声音”。苇香说：啥音儿？你眼都瞎了，还听个啥？老姑父说：你不懂。他懂。苇香说：我就知道，你操他的心，他啥鳖孙人呀！你以为他还在学校教书呢，早跑得没影儿了。老姑父说：他，上哪儿去了？我就让你捎个信儿……苇香说：屁。一个穷酸！你就指望他吧。老姑父气了，说：你给我站住！苇香说：我忙着呢，没工夫跟你扯闲篇。老姑父举起拐棍，在村路上一阵乱抡！可苇香早走得没影了。

很快，人们就知道苇香挣了大钱了。苇香回来不久就让村里批了一块地，十天之后，一座三层小楼拔地而起，而且里外都贴了瓷片！

这是村里盖的第一座小白楼，很扎眼的。当一挂鞭炮响过之后，全村人都跑来看……人们一声声地感叹说：有个好闺女，就是不一样啊！

可老姑父却拒绝到新房里去住。老姑父把苇香叫到灶房里，很严肃地说：苇香，我问问你，钱是哪儿来的？

苇香随口说：挣的呗。

老姑父说：怎么挣的？你干什么挣这么多钱？

苇香一下子恼了，苇香先是赏了他一口唾沫，苇香把唾沫吐在地上，恨恨地说：你瞎着个眼，问啥问？你管我呢？你操过我的心么？你操过家里人的心么？一个上大学的指标，就说那时我小，你给我姐也行啊，你给了那兔崽子……

就在这时，吴玉花冲进来，一连赏了老姑父六口唾沫……呸呸呸呸呸——啊呸！

老姑父伸手去抓竹竿，可那竹竿一下子就到了吴玉花的手里，紧接着连跺带踩，顷刻间断成了一节一节的竹片！

老姑父的嘴一下子就歪了……老姑父中风了。

老姑父刚得脑中风时，两人都吓坏了，当即就把他送到了镇上的医院。可是，在医院里挂了几瓶水之后，待老姑父稍稍好了些，苇香又急着回城里去，于是两人一商量，就又把老姑父拉回去了。

苇香这次离开村子虽是悄悄走的，却一下子带走了六个姑娘。苇香回村从没说过城里的一个字，有人问了，也只含含糊糊地说是倒腾衣服之类……可这六个姑娘却执意要跟她走。

据说，一天早上，天不明的时候，苇香带着六个姑娘悄悄地走了。村里人的目光很含糊，就像是预见了什么，可谁也不说。

据说，老姑父回村后，虽然已口齿不清，却用手指着，执意地住在了老屋里。最初，吴玉花每天还会给他端饭吃，一天给他端个一碗两碗的，吃不吃就随你的便了。可老姑父半边身子不能动，大小便都几乎不能自理，屋子里自然臭烘烘的。偶尔，出嫁了的大女儿回来，会给他收拾收拾，可大女儿又不常回来……所以，吴玉花再进老屋时总是捂着嘴，把饭碗放下就走。

据说，有一段时间，在大女儿的哀求下，吴玉花也曾经请了一个乡间的老中医给老姑父治过病。老姑父头上扎着一头的银针，由大女儿和大女婿扶出院子，尔后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在村路上往前挪，惊心动魄地走了十几步远……就此，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的老姑父终于看到了蓝天。

据说，有那么几日，老姑父瘫着半边身子，头上扎着一头银针，天天像孩子一样在村街里艰难地、一步一步地挪着学走路……村里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那是怎样叱咤风云的一个人，如今却落到了这步境地？！那就像是对病态的一种残忍的展览，谁看见都忍不住想上前扶他一把，说：天哪，老蔡，你咋这样了……可最终都被吴玉花喝止了。吴玉花像是押送犯人一样跟在他的后边，一迭声地说：别扶他，别扶。他能走。他会走。让他自己走，练练。老姑父就歪着身子自己走，一步一步……那情景惨不忍睹！后来，老姑父在学步的路上又摔了一回，此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还是据说，日子长了，擦屎刮尿的，吴玉花也侍候烦了。有时候，吴玉花也逗他，她会长时间地看着这堆“灰”，说：老不死的，你把手举起来，我看看。老姑父就试着举那只瘫了的左手，可他使不上劲。吴玉花就说：举两只手，两只手都举。老姑父就听话地、一高一歪地举起两只手……这时候，吴玉花突然想起了什么，说：老不死的，你投降了？你也有投降的时候？你瞪我干啥？你瞪你瞪你瞪！……说着，就再赏他一口唾沫！

还有的时候，吴玉花嘴里正嚼着一点什么，见老姑父瞪她，就“呸”上一口。有一天，她嘴里正好塞满了石榴籽，家里的石榴结果了，又大又甜，她吃了半个，把半个放在窗台上，就那么手里端着一碗饭，塞着一嘴石榴籽走进了老屋。那时候，老姑父正歪着瘫了的半个身子在撒尿……屋子里尿臊气四溢。把吴玉花呛得一嘴石榴籽喷在了老姑父的脸上！骂道：老不死的，糟践人也不拣个时候！啊呸！

老姑父歪在那里，一脸的石榴籽，一脸糨糊糊的石榴汁液。可就在这时，老姑父嘴一歪，突然笑了……他的笑容一定很狰狞。

吴玉花放下碗，匆忙逃出了老屋。

据说，老姑父是二〇〇二年秋天去世的。

是的，我没有参加老姑父的葬礼。这也是我至今愧疚不已的。

那时，我早已辞职下海了。为了远离我这帮乡亲，为了躲避老姑父那源源不断、几乎要把我逼疯的“白条”……我一气之下逃到了上海，成了上海一家证券公司的“黄马甲”。后来这十多年里，已经跟村里没有任何联系了。

据说，老姑父的葬礼声势浩大、极度哀荣。蔡总，蔡思凡女士，也就是过去的蔡苇香小姐，现任平原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一下子请了四班响器对吹，无梁村一街两行站满了看响器的人们。在“喜洋洋”、“百鸟朝凤”及“你挑着担、我牵着马……”的音乐声中，悲痛欲绝的蔡思凡女士曾哭晕倒过去三次！

吴玉花也哭了。他们虽然打了一辈子架，吴玉花还是掉泪了……

在葬礼上，吴玉花对人说，老姑父走得很平静，脸红扑扑的。那天中午还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好好的，下半夜就咽了气。可另有人说，吴玉花半个月都没进老屋的门了。还有人说，蔡总真是个好女儿，在老姑父临去世的那些日子里，她曾多次专程从城里赶回来，一次次进出老屋去看望他的父亲，一点也不嫌脏，可真是孝顺哪。

这些都是“流窜犯”梁无方后来告诉我的。无方是个“上访专业户”，他一生都用在告状上了。我是在出差途中碰上梁无方的。五方又到北京上访来了，在北京火车站一个角落里，我碰到了他。我请无方在餐厅里吃了顿便饭，喝的是小瓶的二锅头。五方喝了酒之后，就随口告诉了我老姑父去世的消息。当时我愣住了，面有愧色。

我原以为，欠老姑父的人情，该还的都还了，还要怎样呢？可是……我甚至暗暗地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老姑父如果在天有灵，为什么不给我托个梦呢？

可就在这时，五方吐着一嘴酒气说：其实，老蔡没有死。

我又一次愣住了，我说：方叔，你啥意思？

五方说：老蔡成了一棵树。

我说：方叔，你到底啥意思？

梁五方朝前探了探身子，压低声音说：我是说，老蔡进城了。老蔡的头，在省城盆景园一个大花盆里栽着呢。

我说：方叔，你喝多了吧？

五方说：不多。就小二两酒，还是二锅头……接着，他又说：丢儿（他叫我的小名），你听我说。全村人，就我一个儿没使“封口费”。所以，这话我敢说。换换家儿，没人敢告诉你。

我吃惊地望着他，说：封口费？

这时，梁五方突然伸出手来，五方说：爷们儿，给俩吧，意思意思。你给俩钱，我就告诉你。这叫“信息费”，如今讲这个，你看着给。

我先是怔了一下。尔后我从兜里掏出皮夹，从里边抽出一叠钱，大约有两千，放在了五方的面前。五方看了，说：够一句。

往下，五方的话说得我心惊肉跳，好久都没回过神来……是啊，世道变了。可再怎么变，在平原的乡村，也不该出这样的事。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也不敢相信。我看着梁五方，期望着在他脸上能读出点什么。虽然是酒后，梁五方仍不像是在说假话的样子。他眸子里是有亮光的。可我还是不敢相信……我现在连真假都分不清了。

听了梁五方的话，我久久不能平静。我不相信这会是真的。我告诫自己，从“流窜犯”梁五方嘴里也说不出真话来。

可是，分手后，当我走进软卧车厢的时候，突然觉得心里很痛，像针扎一样痛！我的公司总部在深圳。回到公司后，我一连数天心神不宁，夜里也开始做噩梦了。有一句话，像炸雷一样不时在我耳畔响起：给口奶吃！给口奶吃……我明白，我是欠了债的人，老姑父的人情，我是一生一世也还不清的。

后来，我按梁五方的指引，去了一趟省城的盆景市场。

在市场上，我挨着走了一遍。在一盆标价一百二十万、名为“汗血石榴”的盆景前，我站住了。那一刻，我的心怦怦乱跳。我说不清是为了什么，这难道说是一种感应么？

这时，盆景园的老板走过来，说：先生，这可是我的镇园之宝，想要？

我说：这盆石榴，一百二十万？

老板说：你如果真想要，借一步说话。

于是，我跟着这位老板进了里间的一个摆有茶具的花房里。进了花房，老板让人泡上茶，尔后对我说：先生，我在这里说的话，出了门就不认了。不瞒你，这株石榴是我七十万进的，养了三年了。这株石榴跟别的盆景不一样，是用血肉喂出来的。

我望着老板，老板脸上一层油。我说：牛肉还是羊肉？

老板低声说：我往下再谶一句，可别吓着你。你看这个盆特别大，它的最下边，垫着的是一颗人头。

我说：人头你也敢卖？

老板说：不是我卖人头，我卖的是盆景。至于它下边埋了什么，我并不知道。不知者不为罪……但是，我之所以敢卖这么高的价，它是有原因的。我告诉你，就这株石榴，它一天一个价，你出了这个门，改天再来，说不定就是二百四十万了。

我已在生意场上泡了这么多年，我知道老板话里有诈。可我不想再讨价还价了。假如老姑父在天有灵，他……我说：这盆石榴我要了，但我有一个条件。

老板说：你说。

我说：你必须告诉我，这株石榴的来龙去脉。说说，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老板朝周围看了一眼，尔后，探过身来，低声说了一些话……

我说：真的么？

他说：不打诳语。

……如今这株石榴就摆在我的办公室里。这是一个带有花卉图案的橙红色的大盆，花盆巨大，就像一只半截缸那么大，盆中的石榴长势很好，树干和枝条都是经过最高级的盆景师修饰过的（上边有铁丝捆扎过的痕迹），虬虬髯髯地塑造成了迎客状，它甚至还结出了两个大石榴。

当我把这株石榴“请”回来的那天夜里，我曾经专门搬了把椅子，坐在石榴前，想跟他说说话。可一夜过去了，“石榴”始终没有开口。有一阵子，当我歪头打瞌睡时，隐隐约约地觉得门响了一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风？

是的，我闻到气味了，来自无梁的气味。那气味一日日地熏染着我，使我不得安宁。每次从它身边走过时，我都忍不住想打烂那盆，看看下边是不是垫着人头（我甚至专门去咨询了律师，律师告诉我说，如果那下边确实是一颗人头，不管人死没死，都是犯罪。而且，那些拿了“封口费”的乡亲，属隐匿不报，将视为同罪）……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到夜半时分，我都能听到那盆石榴的声音。那株栽在花盆里的石榴说：我想听听国家的声音。

我知道，这也许是幻觉。我也多次告诫自己：别怕，这是幻觉。可这幻觉太吓人了，足以让我颤栗，让我浑身发抖。

它说：我想听听国家的声音。

我该怎么办呢？

也许，这只是一个传说，是“流窜犯”梁五方的诳语。

可五方，曾经的梁五方，又是无梁最聪明的一个人，他会骗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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