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巡抚何桂清很想与英国公使文翰搞好关系，但他们之间缺少最基本的互信，也缺少最基础的共识。何桂清与文翰谈论了好一阵时间，却都说服不了对方。

最终，他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大家都在对牛谈琴。

文翰和阿礼国一致认为，满清官员缺少最基本的国际知识，也没有最基本的合作诚意。在中国当局发生重大转变之前，中英合作的前景非常暗淡，令人悲观。

何谓中国当局的重大转变？阿礼国认为，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咸丰退位，换一个思想开明的人主持满清朝政。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二，黑旗军统一中国，杨烜成为未来中国的领导者。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面临着许多未知的困难。

文翰决定留在上海，与各国外交官加强沟通，统一各国立场，催促各国严守中立。之后，他将前往宁波、厦门、福州等通商口岸视察。

阿礼国则欣然南下，搭乘一艘前往印度的英国商船，到广州走马上任。

这天，商船抵达香港码头。香港总督由英国公使文翰兼任，此刻仍在上海。阿礼国没在香港停留，直接搭乘一艘汽轮前往广州。

阿礼国登上汽轮，才知道香港至广州已有定期的轮渡。一名广州商人成立了一家航运公司，在广州至香港之间开有轮渡，每天两班，上午、下午各一班。

更令阿礼国惊奇的是，这家航运公司注册地不在香港，而在广州！

这件事看似微不足道，实则重大。

满清政府重农抑商，并不鼓励民间发展工商业。民间若要开矿，从事生丝茶叶贸易，必须申请内阁六部的部照。若要开设航运公司，此事尚无先例，必将难上加难。

这种敌视、抑制工商业的做法，不仅抑止了民间的活力，亦使得洋人在华经商困难重重。

譬如，旗昌洋行曾雄心勃勃地在上海开设了一家综合性的制造厂，名曰“旗记铁厂”。这家企业花费巨资，进口了成套的机器设备，不仅可以炼铁，还设有船坞，可以制造蒸汽船。

在华夏境内，上海开埠较早，营商环境算好得了。但旗记船厂举步维艰，面临着破产倒闭的危险。究其原因，实因华夏缺少近代工商业的土壤：

上海士绅认为铁厂烟囱破坏风水；铁矿、煤矿矿主不敢把煤铁原材料卖给旗记铁厂；老百姓不敢到铁厂做工……

在华南，海商购买船只后，往往把船只注册在香港，悬挂英国旗号。海商若要开设公司，也只能把公司注册在香港。

但现在，广州人不仅开设了航运公司，还把注册地设在广州，更把业务拓展到了香港。这使阿礼国意识到，暨南军政府鼓励工商业不是随口说说的，已经取得了实效。

碰巧船上就有几个洋人，一看穿着、发型就知道他们十有八九是中下阶层的德意志人。阿礼国走上前去，用法语搭讪道：“你们好！你们也是去广州的吗？”

阿礼国是上海外侨领袖，又是英国领事，衣着考究，一身英国贵族打扮。有个中年人认识阿礼国，走上前用法语说道：

“你好！领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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