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不能向这些百姓提供耕种的土地。尽管战争之后广州通商渐渐恢复，但贸易迟迟不能恢复旧日之状。更兼福州、上海等地对英开港，许多旧有贸易被转移到闽浙各省，广东地区，尤其是湘桂边界的大量百姓，都只能在贸易萎缩、复业艰难的状态下勉强度日。
艰难的生活也让越来越多的百姓对清王朝不满，许多小规模民变也开始在湘桂粤三省频繁出现。道光二十四年，广东潮阳有天地会起事，道光二十六年，广西又出现胡有禄起事，尽管经过清军征剿，这些起事相继被平定，但清廷却迟迟不能擒获胡有禄。此后湘桂边界的反清之事便即时有发生，无法根绝。在云南，这时也出现了大规模互斗，即便不论战争带给南方各省的影响，此时清王朝内部的人地矛盾，也已经到了难以掩盖的境地。
战后清王朝的威信，显然也已经大不如前了。
或许这时官场之上少有的令人欣喜之事，便是林则徐经过数年伊犁放逐，终于得到道光开释，得以返回中原，暂署陕西巡抚。林则徐在新疆多年，一直受到伊犁将军布彦泰照料，此时得道光释还，心中欣喜的同时，也不免多了一丝不舍。然而，此后布彦泰听到的，却是林则徐的一个更为重要的警告：
“将军，林某在伊犁受将军照料多年，自当答谢，可我如今身无长物，也只得就新疆之势劝谏将军一二。将军之后在伊犁，务要勤修武备，善治屯田，以备不时之需。英吉利虽是国朝之大患，然边疆之祸，尚不尽在于英吉利，新疆同样是外人觊觎之地啊。”
布彦泰素来与林则徐相善，便也记住了这番劝告。可此后不久，布彦泰也被道光调任陕甘总督，林则徐的这番预警，也很快在伊犁将军的变迁之中消散，并未起到多大作用。
道光之末的清王朝，就这样在内忧外患之中，勉力支撑着最后的太平岁月。
进入道光二十六年，阮元在家安居的生活也没有太多变化，阮元入夏便前往北湖避暑，秋冬之际则回到康山，尽管到了这时，阮元左足也已然不复康健，行路只得二人扶持，但阮家之中素有舆轿，出行自也并非难事。能在这种平安的氛围中继续安度余年，阮元自也惬意，自以一生至此，再无遗憾。
不过这一日，阮元看着文选楼送来的几部新书，却还是叹息了一番，似乎略有惆怅之情。
“夫子，今日又是怎么了？我看这些新书刻的都不错，夫子却为何还要叹气呢？”一旁的刘文如也不解问道。
“书之，文选楼那边，如今也只能将我最初议定的三十二部书刻下，除此之外，咱们家中，却也没有余钱大兴刻版，继续刊刻其他书籍了。”阮元也向刘文如道：“这几年你也清楚，我让仲嘉在文选楼，为我和里堂书作重新刻版，也就是这些《文选楼丛书》。但我最初之念，尚不在于我和里堂这些书作。本是想着《皇清经解》未收之书，后进学子难以刊刻的佳作，我都帮他们刻一部分，总不能只想着我自己吧？可今年仲嘉那边把账册给我，我才发现，以前家中积蓄，如今赈灾、出捐、修书、助学几近十年，所剩已经不多了，这三十二部书还是能刻完的，但我去年还写了另一份书目，想着再刻三十部书出来，仲嘉说，这……这已经做不到了。没办法啊，再怎么说，几个孩子，宗族那边，还得留一部分家产，剩下的……确实不够了。如今看来，我一己之力所能做的事，确实还是不够啊？”
“夫子，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夫子的一己之力，可是多少读书人终其一生，都不能望之项背的啊？”刘文如也向阮元安慰道：“夫子这一生作为，还不够多吗？光是那《皇清经解》，我看除了高宗、仁宗皇帝敕修图书，国朝还有何人能够独自刊刻这许多经籍呢？至于其他，我想年轻一代的督抚里面，也应该有那么一二雅好学问之人，可以帮夫子完成这般未竟之业啊？夫子都八十三了，难道家门之外的事，如今还要让夫子操劳不成？”
“哈哈，是啊，我……我如此安度晚年，本也乐在其中，又何必想那么多呢？只是……”话虽如此，可是阮元回想着此时天下，还有许多读书人不能将自己所成书作刻版留存，终是有些遗憾，也只得笑道：“只是为什么我们所做的事，总也赶不上天下人之所求呢？”
“爹爹，大喜之事啊！”不想就在这时，阮孔厚竟然从门外走了进来，向阮元拜道：“孩儿方才听闻，江苏巡抚陆中丞到了扬州，正要来看爹爹呢。听说陆中丞那边，带来了皇上的谕旨，说是……说是今年爹爹重逢乡举，要……要加封爹爹呢！”
“是吗，那……那你快去请陆中丞过来吧？”阮元退隐之后，渐已不问官府之事，但这一次是道光亲自颁下谕旨，自没有不接旨之理。便也当即令阮孔厚前往迎接使者，自己则和刘文如一道，在家中等待谕旨。
不过半个时辰，使者便已到了阮元家中，那江苏巡抚名为陆建瀛，见了阮元，自也少不了寒暄一番。随即阮元便即请陆建瀛宣旨，一家人共同聆听上谕。陆建瀛便即念起道光谕旨，道：“致仕大学士阮元品端学醇，勋勤懋著，年逾八秩，重遇鹿鸣，洵属熙朝盛事，著加恩晋太傅衔，准其重赴鹿鸣筵宴，在籍支食全俸。妾刘氏诰封恭人，钦此！”
阮家众人听到阮元加封太傅，刘文如亦升恭人，各自欣喜，当即接下了谕旨。
太傅一职，秦汉之际便已有之，进入隋唐时代，太傅成为文官序列中的最高一级职衔，千余年来皆是正一品之位。太傅本身往往仅为荣誉职衔，但历朝历代文武百官，非勋绩过人者，不能得授太傅。进入清代，太傅与太师、太保二职一样，合称“三公”，但太师一职在清朝，就只有遏必隆和鳌拜二人曾经得授，且二人太师之职在生前即被剥夺，终清一朝无一人以太师终老。其下便是太傅，有清一代，至阮元得授太傅之前，一共只有范文程、金之俊、洪承畴、鄂尔泰、曹振镛、长龄六人在生前得授太傅之职，阮元之后亦只有潘世恩一人（此外亦有人认为，乾隆老师福敏、年羹尧之父年遐龄、杜受田之父杜堮曾得生授太傅，然此三人或因帝师之故，或父凭子贵，往往不被清代士人承认）。而庆桂、董诰等人便只得生授太保，其余清人多有去世之后加授太傅者。生前即得授太傅，以太傅终老，又为清代公认者只有阮元等八人。
换言之，作为乾嘉道时代的儒臣，这时的阮元，已然达到了文臣的顶点。
至于刘文如的加封，一是因阮祜已然成为候补知府，随时待用，这时也加了从四品衔，母凭子贵，刘文如自有加恩。另一方面，道光二十五年本是太后七旬寿诞，道光也早有为大臣命妇升赏之意，是以这次阮元加封太傅，刘文如便也一并升为四品恭人。这日阮家众人眼见双喜临门，也自是大摆筵席，竟日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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