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不要钱啊,”黄友欢没好气地冲他喊道,“我身上没钱了,你有钱吗?”
“瞧你说的,我哪儿有钱啊。”
“没钱开个啥房间,你就老实在这儿歇着吧,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黄友欢走后,徐怀玉把他给自己买的火车票退了,钱自然归了他,接着他就回郎副部长家睡觉去了。
1997年,郎副部长正式升任内务部副部长。起初徐怀玉没有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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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去,留下来继续混,那时大家已经见不到他了,而且大家其实也都不想见到他,生怕一个不留神被他粘上了甩不掉。有关徐怀玉那段时间的生活,黄友欢是偶然从郑煌那儿听说了一些。
徐怀玉不知道怎么认识了社会上的几个富二代,其中一个家伙的父亲恰好也认识郑煌,那几个富二代正巧那时准备筹办一支基金。办基金是有很多具体工作要干的,比如向本地和经济部的监管部门备案,批复下来了还要筹办,注册,接着要联系投资者,小投资者还不行,人家一是要资产证明,二是不允许合伙集资,结果就要跟很多监管部门联系。所有这些琐事,那几个富二代谁都嫌麻烦,不太愿意干,徐怀玉知道后,马上自告奋勇地揽下了这个活儿。那几个富二代看在郎副部长的面子上每人出了一大笔钱交给徐怀玉,作为筹备期的经费。徐怀玉嘛,自然也就没太客气,挤出了一部分钱做自己的糊口之资,这样就够他过上一阵子了,剩下的钱他联系了一家报价最便宜的中介代理机构,并且把原定发行的几亿铢规模,擅自压缩成了几千万。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向曼谷的富二代办路演,认识了一个患抑郁症的老处女,他看上了她,向她展开了凶猛的爱情攻势。那个女的呢,一来自身的条件也不是太好,二来看徐怀玉疯疯癫癫的,也有点金融天才的味道。谁都知道,天才都有点疯疯癫癫的,就半推半就地和徐怀玉有了点恋爱的意思。这下不得了,在爱情的驱使下,徐怀玉竟然向那个女的展开了金元攻势!他每天都要买无数的玫瑰花给那个女人,还在喝醉酒以后,不分白天黑夜地去纠缠她。结果没用多长时间,就把那个女人的抑郁症折腾得发了好几次。她的父母大怒,查清徐怀玉的真相之后,一方面把女儿送去了住院,住哪家医院是保密的,以防徐怀玉找来,另一方面不断向相关部门举报,并威胁徐怀玉要是再敢和他们女儿来往的话,非把他的狗腿打断不可。就这样,一段美好的爱情无疾而终了。
基金备案出来了,那几个富二代一看之下,差点给气疯了。里边有一大半是他们自己的钱,而且被徐怀玉已经花了很多。并且他备案的基金,关健文件缺失,材料弄虚作假,监管部门在接到举报后查实造假,还差点撤销了这支本来很合规的基金。
他们去找徐怀玉,可徐怀玉早已不见了踪影。
后来,徐怀玉大概是实在混不下去了,又跑去找郎副部长。以后,有关徐怀玉的消息,大家都是在郎副部长偶尔出差到本地的时候,从他嘴里听说的。这时候郎副部长的仕途已经越来越显赫了,养徐怀玉这么一个闲人也不在话下。徐怀玉依旧像从前一样,什么事也不干,成天喝酒,东游西逛。但是让郎副部长越来越不能容忍的是,身为大领导的他,竟然常常被徐怀玉搞得颜面尽失,下不了台。徐怀玉喝多了酒,当着郎副部长手下的面,在郎副部长的办公室里又是脱袜子又是打赤膊。还对下面人说:“你们别给姓郎的那么卖命,他这人狠毒得很。”有时候他喝得醉醺醺的,在部里乱转,到处找人陪他说话,叫人没法工作。郎副部长气极了,曾给他路费让他立刻走。徐怀玉接过郎副部长给他的钱,从里边抽出一张五百铢的,说:“这不就是钱嘛,有什么了不起的。”说着他拿出打火机把这张钱点燃,然后又叼起一支烟,用这张点燃的钱去点烟。
郎副部长后来又谈了一个女朋友,结婚的时候,徐怀玉在婚礼酒席上又喝醉了,他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说:“你们都有家了,你们都有家了,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没人管我了,没人管我了啊……”哭得大家面面相觑,这时,一个郎副部长在警察系统时最要好的兄弟,他叫胡凯,专程从帕尧赶到曼谷来参加郎副部长婚礼的,实在看不下去了,抬手就扇了徐怀玉一耳光。胡凯天生神力,在警界干的又是刑侦,擒拿格斗样样会,这一耳光下去,就把徐怀玉的一只耳朵给扇聋了。
参加完郎副部长的婚礼,胡凯要走了,他对郎副部长说,徐怀玉的耳朵被我扇聋了,也算是残废了,他在这里也是个累赘,你让我把他带走吧,以后我来负责这小子的生活。郎副部长当然求之不得。这样,徐怀玉就跟着胡凯去了蓬堤猜。
胡凯后来又调到苏梅岛,徐怀玉就住他家里,照样不干任何事,胡凯也不要求他干任何事。胡凯给他的待遇是,有饭吃,有酒喝,别的就没有了。平时,胡凯对徐怀玉是好便骂,不好便打。比如说,喝醉了要打,胡说八道要打,上班进办公室要打,不讲卫生要打,对女警贼眉鼠眼要打,到处乱跑要打。哪怕什么事也没有,仅仅因为胡凯心情不好了,也要打徐怀玉一顿。总之,胡凯是隔三差五地就要打徐怀玉。可怜徐怀玉一个堂堂五尺男儿,成了胡凯的一个肉沙包。徐怀玉实在受不了了,逃跑过一次,可因为身上没钱,跑不了多远,被胡凯派手下的人在巴莱逮到了,又是一顿好打,三天没起来床。又让徐怀玉立下毒誓,再不跑了,如果再跑,被逮回来的话,就要对他不客气了。说实话,不知道胡凯什么时候对他客气过啊。那以后徐怀玉再没有跑过了,渐渐地他似乎也适应了这种有吃有喝有人打的生活,日子过得也有些怡然自得了。白天,他一个人到街上或是公园里去逛逛,到了吃饭的时候就自动回来了,如果看到饭桌上没酒,他就去找胡凯要几百铢,买一瓶最便宜的白酒来,找零是要如实还给胡凯的,自己喝。晚上是不准离开住宅的,他在客厅里看看电视,然后就钻进楼梯拐角自己那间没窗户的小屋里睡觉去了。要是胡凯叫他到办公室去,他就知道要挨打了,也没什么可啰嗦的,一副可怜相,乖乖地去让胡凯打。胡凯也嗜酒,所以他才大度地允许徐怀玉喝酒,在这一点上他还是理解徐怀玉的。胡凯也是顿顿要喝,如果他喝醉了——这种时候虽然不多,那徐怀玉可就倒霉了,非被打得鼻青脸肿不可。
胡凯在给郎副部长的汇报中说,他现在对徐怀玉已经完全习惯了,甚至还挺依赖他呢,如果隔上一阵子不打他一顿,浑身都有点不太舒服。大家分析,胡凯这人大概天生就有很强的暴力倾向,正好碰上了徐怀玉这么一个天生欠揍的,两人虽不能说是一拍即合,但也成了一对挺不错的搭档。
再往后,大家就没有听到什么徐怀玉的消息了,逐渐地也就把他忘记了。
好些年过去了。去年秋天,黄友欢应清莱警察局之邀,前来指导一起离奇的杀人案件的侦破工作。他们把他安排住在美乐斯边上的一座旧庙改成的旅馆里。上头催得很急,黄友欢整天呆在旅馆里和他们开会,尽管是第一次来清莱,可也抽不出时间出去玩玩。
一天临近黄昏,他实在是昏头涨脑了,就出了旅馆,到外面去转转。沿着河边上的小路信步朝前逛着。天已经开始凉了,地下落满了红黄的枯树叶。一个老头坐在水边低矮的水泥栏杆上,面前是个小摊子,他用地道的普通话吆喝着:“瓜子儿花生核桃仁儿。”声音起伏悠扬,透露着股空旷劲儿。
小路上人不多,远处拱桥上车来人往,倒是挺热闹。偶尔一辆脚踏黄包车从黄友欢身边经过,车夫一身旧式打扮,黄色对襟衫,扎着裤角的黑色灯笼裤,脚穿老头鞋,头上还有一顶瓜皮帽。这是一种旅游项目,让游客坐在这样的黄包车上,体验一下旧时的风情。坐车人二郎腿翘得多高,大约感觉自己是个老爷了。前方路边一块空地上,有石桌石凳,几个老头子老太太围坐在石桌边打麻将,一旁还站着个中年汉子在看。黄友欢走到近前,猛然觉得那中年汉子挺眼熟,再一看那颗没长好的山芋脑袋,一下子想起来了,徐怀玉。他依旧理着光头,人倒并不显老,只是长胖了,眼睛更小了,脸上皮肉松弛,呈一种不健康的酱红色,一看就是个满脸晦气的家伙。他两手在胸前捧着个大玻璃杯,里面泡着半杯茶叶。听到脚步声,他朝黄友欢看了一眼,他们俩目光相接,黄友欢心里一惊。他神情木讷,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黄友欢不能肯定他认出了自己,但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并没有停住脚步,只是冷漠地冲他点了点头。他也机械地冲我点了点头。然后黄友欢就走过去了。
黄友欢越走越快,生怕他在后面喊住自己,直到走出去老远,他才松了一口气,放慢了脚步。想想也有点滑稽,两人多年没见,偶然在异地他乡碰上了,却像是天天见面的老邻居一样,随随便便点个头就过去了。
郑煌和徐怀玉认识自然也是因为郎副部长。郑煌有些事需要郎副部长帮忙,但郎副部长又不太方便出面,他就安排胡凯和他对接。因为胡凯收养着这么一个奇葩,郑煌为了感谢他的帮助,也是希望能够帮他减轻负担,便提出让徐怀玉到自己公司来上班的请求。胡凯没有表态,郑煌疑惑起来,派人详细了解了来龙去脉,这才明白自己是马屁拍到了马腿上。但是徐怀玉可乐意了,他巴不得能找个新的饭票,而且能够不挨打。于是他经常趁机往郑煌这边凑。但只要不逃出胡凯的手掌心,能够随叫随到地挨揍,胡凯也算是放任他逍遥。但这次郑家的事他非得要掺合进来,那要是遇到点啥,只怕神仙也救不了他了。这就叫“天堂有路偏不行,地狱无门非要闯”。
徐怀玉的一生,不知道他自己内心到底做何感想?只是在旁人看来,他和自己当年打死的那只狗,恐怕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小心死了,可能就会臭在外面,连个收尸的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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