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是大家笑过之后，一阵恶心，将面桶一推，吃面之举，至此便告结束。只有王校长一人，坚持将面条吃完。

周伟良见自己被打得这么惨，这些家伙还能笑得出来，他心里既愤怒悲伤，却又不好发作，毕竟是自己说错话在先。而且面对的是办案警察。

于是他将嘴里的面条吐回桶里，清了清喉咙，哭丧着脸解释道：

“他们一上来就用麻袋罩着我的头，然后才开打的。”

这回大家都听懂了。而年长协警也终于理解，他为何连五个或六个袭击者都搞不清楚，原来是头上罩着麻袋呢。

协警们虽然方便无法再吃下去，但一路上积下来的情绪，倒也慢慢消失了。此时，年长协警耐心问周伟良：

“方圆十里八村，你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对方有你认识的吗？”

周伟良一懵，懵过之后便满心委屈，觉得这话问得很不尊重他，便粗着嗓门答：

“我不说过了，我头上罩着麻袋吗？怎么可能认识对方？”

此话虽然带着情绪，倒还知道避重就轻，没说他到底有没有得罪人。

协警倒也没追究前一个问题，反而耐心解释后一个问题：

“在罩麻袋之前，他们不可能隐形，对不对？难道你一眼都没看见？”

周伟良想了想，才摇头答道：

“一个都认不出。因为他们全部蒙着脸。”

协警大为失望。知道再也问不出什么，提出大家一起去堪查现场。周伟良倒是没什么意见，校长满心不爽，想道，深更半夜的，为什么连我也拉上去瞎折腾？

但校长还是跟着一起去了。原因是他怕周伟良脑袋被打糊了，到时在警察面前乱讲话。

来到凶案现场，大家用手电筒照了半天，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与端倪，因为白天天气晴好，晚上地上干燥，现场连个脚印都没留下。

一句话，这地方根本就看不出有人打过架。一个年轻协警一边拍照，一边满脸狐疑地问周伟良：

“是不是这里？你不是脑袋被罩住了吗？会不会记错？”

这回周伟良答话斩钉截铁：

“绝对是这里。看到这块石尖没有？我倒地的时候，屁股就扎在这上面，伤痕现在还没褪呢。”

说罢，立即就要脱裤子让人看屁股，并将伤痕与突出的石尖进行比对。

年长警察赶紧制止了他的下流动作，叉开话题道：

“你被罩上麻袋之后，他们用什么打你？”

周伟良边想边说：

“石头，板砖，还有木棍。”

话音刚落，又指着自己的额头和鼻子，伤心地诉说：

“看见没有，这都是用板砖拍出来的。”

年长协警看了一眼方圆十米以内的地上，没有石头，没有板砖，更没有木棍，于是也满脸狐疑地问道：

“你确定？”

周伟良歪头想了一下，更正道：

“不对，他们一定用的是铁棍，否则我胸前肋骨没那么容易断。”

言毕又指着自己前胸，语带哭腔向警察倾诉：

“捅了三下，断了三根。这帮锤子，下手太狠了哇。”

年长协警又四周查看了一遍，也没见到铁棍一类的东西。三位协警都有点啼笑皆非，此案到现在为止，搞不清楚行凶者究竟有几人，作案工具都无法确定。

惟一确定的可能就是作案地点，因为有周伟良的受伤屁股作证。

堪查现场就到此为止。当晚，三位协警在学校里胡乱凑合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三位协警开始到村里去调查此案，挨家挨户问话。正值农忙时节，大家都没什么闲功夫，因此答话时就有点敷衍了事。

尽管困难重重，三个负责的协警，还是了解到了与此案相关的很多情况。

据说，周老师喜欢在村里泡女人，睡了村里最漂亮的姑娘，搞大了肚子又将人家抛弃了；又据说，周老师踢翻了一个八岁的学生，致其小腿严重骨折。

另外，还有人悄悄告诉警察同志，周老师像条黄鼠狼，在村里偷吃了无数个新鲜家鸡蛋。半年时间里，起码有五次，活捉了村里的鸡，跑到田埂上烧成叫化鸡，一个人吃了。

总而言之，大家一致认为，周老师是个坏蛋。

三位协警，将了解到的情况写满了整本日记本，事后一翻，对破案却没什么大帮助。猜测起来，似乎汤小艳的爹和汤山的爹，两人嫌疑最大。

但案发之时，汤小艳的爹被人目击在村口挑水；而汤山的爹，被人看见在自己家后院里醉得一塌糊涂。全都有不在场证据。

汤山和汤小艳则可直接排除，一个是八岁的孩子，一个是弱不禁风的女子。都不符合周伟良自己对行凶者的描述。据他所说：

“都是成年凶汉。否则他们哪能打得过我？我可是练过的。”

于是，此案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三个协警回城之后，周伟良再也无心教书，每天一起床，便对着学校四周的那几个小山村，咬牙切齿，喃喃自语。

这年暑假过后，周伟良辞去了教职，回到枫林镇，开始了他的江湖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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