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在秦汉以后的社会，义是没差别的，但仁却是有差别的。

在践行孔子仁的过程中，人们以自己为圆心，以血亲姻亲的远近构建无数个同心圆。最里面是核心家庭的夫妻父子母子，再往外则是爷孙兄弟之类的大家庭，再往外则是宗族亲友，再往外即邻里村落，直到国家。

当人们面对一项事情时，首先要分清的是自己所在的同心圆圈层，如果这个事请涉及同心圆的两侧，其面对内侧时讲公义，要照顾好核心家庭、大家庭乃至国家的利益。当面对外侧时，则理所当然地可以不仁，否则就要陷入“子贡赎人”的伦理困境。

因为孔子就讲明了，这种不要回报爱外人，很可能会事与愿违导致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总崩溃。这也是后世儒家逐渐形成先仁者爱人，先爱自己再爱别人的伦理逻辑。

但这里很显然，孔子的“子贡赎人”被逻辑误用了。这才是儒家后世发展始终不得其法的根源。

“子贡赎人”而受钱，讲的是公共地悲剧的问题，即人不能因做与自己无关的好事而受损，否则将无人做好事。

高翰文同时将泰西公共地悲剧的故事也讲了出来，就是草原养羊，家家都想养羊而获利，但养多则损地力，导致无地可养羊。

这种事情，真正的儒家学徒不应该坚持两千年“子贡赎人”不变，而应该压缩公共地的面积或者说尽力减少需要赎人这件事。

至于压缩公共地面积，无非就是明确权利与义务，将个人与公共地的好坏直接关联起来。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明确公共地归谁所有。另一个就是设计一套机制替代简单的所有权划分。

“子贡赎人”不应该成为儒家门生不爱外人的借口。要爱，正常的应该是直接爱圈内一侧的自己人，同时想办法用公权力设计去间接地爱圈外的外人才行。

高翰文这个圈内圈外的“差序格局”、直接爱圈内人间接爱圈外人、公共地的悲剧等话题一下子给强调修心的心学门徒打开了方向。

在历史上，爱无等差的墨家早就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心学要致良知，却又无法悖逆人伦去打破爱有等差，以至于大多数人把心学当成空泛地口号。

虽然高翰文是一边掉书袋，一边缝合怪解释。

但颜钧听到高翰文的内容却当即眼前一亮。并且补充了一句：直接爱与间接爱只是爱的手段的问题，不应该是爱的大小的区分。这样，圈内的家族虽然有直接爱，但仅限于自己人，这份仁义是有限的。而对于外人虽然是间接爱，但由于所有仁者都应该遵循，这份仁义则是无限。

以无限对有限，颜钧似乎终于找到了一种治愈自己眼中大明社会种种问题的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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