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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贸然要作为一般性的商税征收，于祖宗之法无据，也会被天下士绅官僚抵制——我朝每年商税才多少，之所以无法增加，都是因为从商者多有士绅背景。
而陛下之前加征三饷，主要是农民和贫苦之人承担，这些人在朝中没人为他们诉苦，所以三饷推行在官员层面阻力不大。
陛下要估算厘金之法推行后，能收上来多少钱，臣只敢以长江流域水路航运商旅，以及北方边关为限，估个数字——
这两个区域实施厘金后，按照往年钞关过境货物数量算，每过一省收取一厘（百分之一）盘查费，每年约能得……三四百万两。如果税率继续提高，或者是官军水师提供护航，收费也等比涨价，则收入也能再涨数倍，但军费成本也会暴涨。”
沈廷扬说的这个数字，基本上也不是他自己想的，而是沈树人之前跟他家书闲聊时，大致算了一下。
厘金这项制度，历史上要到晚清、曾国藩为了对付太平军，才搞出这个财源来编练湘军、淮军。最后也确实是靠着这笔钱，把太平军干掉了。
所以纯粹从“不得罪农民又确保筹措出足够的解决农民军所需的军费”方面来说，厘金确实是可以给一个王朝续命的，但副作用也很明显。
清朝实施厘金后，到反攻太平天国的后期，厘金总收入达到了一年两千多万两，跟明末三饷的总和差不多。厘金盘剥的是商人而三饷盘剥的是农民，清续命成功了明朝没续上。
不过晚清时人口已经有三亿多了，是如今大明的三倍，而且还是厘金税率多次提高后才有的数字。如今开征厘金，除以三分之一再砍对半就差不多了，所以长江流域的新商业税，也就三四百万两。
崇祯听了这个数字后，也不算太欢欣。
毕竟去年开征的练饷就有七八百万两了，相当于厘金的两倍。除非厘金提高税率，否则是替代不了三饷的。
至于明朝原本的商税……几大钞关每年从几万两到十几万两不等，加起来总和也不到一百万，只能算是零花钱级别，明朝压根儿就不靠商税活。
崇祯反复思考之后，叹了口气：“那就说说厘金一旦实施，可能会出现的坏处吧——让朕猜一猜，首当其冲的，是不是又会惹来如同当年对矿监、税监的抵制那般，闹得江南汹汹？”
崇祯是见识过他兄长末年、南方苏州反抗魏忠贤税监的破事的，也看过张溥写的《五人墓碑记》。
虽然他登基后，因为打击魏忠贤，把那些当年反抗税监的人洗白了。可十几年皇帝当下来，他内心其实也多次动摇过，很多问题都看明白了，怀念起那些税监、矿监的好处。
只是碍于皇帝的面子，被清流架在“天子不可与民争利”的道德绑架上，下不来台。
不过，沈廷扬的回答，却让他稍稍有些意外：
“陛下……如果实施得好，并且对试点范围控制得当，厘金遇到的阻力，倒是可能比天启年间派出矿监、税监要小得多。但是，那会导致厘金有别的危害，不得不虑。”
崇祯眉毛一挑：“哦？如何能让厘金少受阻力？别的危害又是什么？”
沈廷扬一咬牙，把他之前跟儿子家书时讨论过的细节，挑了几点说了：
“天启年间，南方士绅抵抗矿监、税监，一方面是那些宦官确实搜刮无度，没个章法。虽然也为朝廷扩充了财源，却至少十之六七落入了奸宦及其党羽手中。
而且商税征收，历来都是由朝廷统一调度，当时南方没有贼乱，百姓士绅都觉得他们是在拿自己的银子补贴北方人，故而怨恨。
如今形势，比天启年间又危急不少，南方也有了贼乱，蔺养成部近在安庆、庐州，那已是南直隶地界，便是南京六部和苏杭富庶之地的豪绅，都能感受到家园被威胁。
如果陛下加征新的商税，能够专款专用，用于围剿南方的流贼。而把省出来的三饷、给北方战事使用，那么南方豪绅的抵触自然会降低，毕竟这些钱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家园，没那么抵触了。
但是，这种措施的劣势也很明显，自宋朝以来，朝廷都要地方军、财分离，防止出现唐时的藩镇割据。
我朝虽然在地方上分了三使，军事镇守主官与财权握在不同的封疆大吏手中，可真到了战事危急时，怕是还会出现强人独断专行。其中利害，不可不慎。”
这些话，都是沈树人跟父亲分析的，也是基于他对历史的正确认识——
清朝用厘金后是没有亡于农民军，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此后也尾大不掉，成了东南互保。最后南方地区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意识，拖了六十年后还是埋葬了清朝。
厘金之策一出，对于在南方剿贼的军阀而言，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未来在湖广肯定会出现保扶大明的“曾国藩、李鸿章”。
但大明江山保住之后，还听不听他崇祯的，就不好说了。
偏偏沈廷扬还说得那么诚实，一点都没藏着掖着，崇祯都不好怪他包藏祸心。
“这事儿……还是再议吧，眼下只能默许黄州那边继续搞，朕不嘉奖也不怪罪。至于湖广能不能推行，且看明年形势如何。”
挣扎再三，崇祯最后还是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暂时选了个拖字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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