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文章就算经我临阵磨枪调教，最多也就勉强到举人的水平，离进士真是差远了。”
“能有实打实的举人实力，我也很满意了，不试试怎么知道。我这监生都是买来的，说白了原先也就一个中等偏上的秀才水平，能到举人很好了。”
沈树人也不以为意，嬉皮笑脸地打着马虎眼，掩饰自己早已根据《明史.魏藻德传》知道真题这一事实。
在海上这些日子，他一边学文章，一边也静下心来，忽然想明白了一个大问题，进一步坚定了他去考一次科举的决心。
实话实说，沈树人不是为了做更大的官，也不是为了将来“在科班出身的同僚之间，更能融入团队、不遭人冷眼排挤”。
如果只是要升官，买官加立功绝对也够快，考个进士只是锦上添花。
腐儒文人的认同，也不过就剩三四年有效期了，未来是刀把子硬说话就硬气的时代。
他坚持考试的真正原因，是他想到了王莽和赵匡胤的历史教训——为什么历史上汉唐武德充沛？宋朝却怂得一逼？
这里面固然有很多很复杂的原因，但一个重要原因，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
汉朝中断，是因为王莽这个“儒家道德楷模”玩了一把禅让、是没有掌握军权的高层贵族政客的和平政变。
所以王莽被推翻之后，汉朝觉得最大的威胁依然不是来自武将，而是来自贵族政治，没必要太提防着武将。
宋朝代周，却是靠的“陈桥兵变”，赵匡胤之前的身份是节度使、禁军将领。再加上宋朝是第一个真正从上到下全面贯彻科举制的朝代，文人士大夫地位空前提高，
士大夫想要打压某个功勋卓著的武臣时，每每都可以拿“太祖皇帝当年也是大周忠臣呐”来恶心人，屡试不爽。
明朝虽然没有宋朝那么严重，但以文制武的问题多多少少也是存在的。
倒不是说防止武将叛乱不对，但关键是很多儒生文科阶级把这个当成了排除异己、抱团结党的工具，那就祸国了。
沈树人是存了将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中原驱除鞑虏的志向的，所以在船上这些天他想明白了：
那些腐儒不就是仗着“历史上从没有儒生窃取最高权力成功过”这种丢人的历史战绩，对着皇帝摇尾乞怜、换取皇帝最放心重用他们么？
但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如果在造反问题上越无能、皇帝就越要重用科举官，那宦官在造反方面更无能，是不是皇帝就更该重用宦官？明朝的宦官干政底层逻辑就是这么来的。
指望依靠让最高统治者相信你威胁低而用你，而不是因为你能力强能做好事而用你，这逻辑本身就很无耻。
那他沈树人偏偏就要破掉儒生两千年来这个性无能的处，让后世历史书明明白白写下：
儒生也是能夺权成功的，皇帝没必要因为儒生特别无能、用着放心、翻不起浪来，而给他们额外优待。
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未来世界或许科技进步、连武臣都不重要了，打仗靠科技。那时候，说不定沈树人这一世的操作，能进一步压低那些文科生官僚仗着“我无能”而换取最高统治者信任的操作空间，
防止文科生压过理科生，弄到米国人那样“法学生当总统”的垃圾政体。最终实现“工人阶级领导”的理工科生治国善政。
儒生仗着自己性无能保持了两千年的处，他沈树人破定了，孔子也留不住。
……
带着这份壮怀激烈，海船队渐渐靠近了大陆，秦皇岛也出现在了海平面上。
远远的，已经能看到山海关守军的哨船，迎上来巡查盘问，确认是大明的军粮运输船队后，守军立刻恭敬地引导船队到秦皇岛靠岸。
明末的秦皇岛，实际上已经是个半岛，与陆地之间有淤积的沙洲连接，守军还特地夯实铺设了一条路，便于车马通行。
如此一来，秦皇岛南岸的深水区，就很适合作为港口锚地，货物装卸上岸后，再用牛车拉到山海关的粮仓里。
因为船队规模庞大，装卸交割足足需要好几天时间，码头上民夫不够用，不少山海关守军也被将领们抓来当苦力。
沈树人原本还以为能见到吴三桂，但最后稍微问了一下，得知吴三桂如今还是宁远总兵，驻扎在关外的宁远。山海关这边只有一个监军太监高起潜负责。
这也怪明末关外的各方势力范围变化太快，沈树人读史时稍微记错也是有的。如今明军在关外还有几个据点，似乎要后年洪承畴彻底覆没后，才全部丢掉。
高起潜表示，把粮食卸下来之后，他们还要另外想办法运去宁远。
沈树人当然觉得这样太麻烦，主动跟对方请示建议，让其中一部分海船别卸货、沿着海岸继续往东北关外挺近，分别到宁远锦州等地卸货。
高起潜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顺水推舟就给沈树人出了文书授权。
沈树人拿着文书，又耽误了数日，往返于宁远等地，把所有军粮分批运到。
反正春闱要二月下旬才考，自己还有二十多天赶回京城，绝对是来得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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