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三餐》有了新的认识。“一日三餐”对今人是平常事，对古人来说，到了宋代才普遍起来，原先是一日两餐制，上午下午各一餐。在此之前，只有大户人家才一日三餐。

三餐是再普遍不过的了。三餐在街巷，在居家，三餐有小吃有特色，有手工和技术，有心有意有感情，在当下回家吃饭赋予了三餐新的内涵。

先来看宋人对饮食的讲究，“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对饮食的精致追求，促使宋朝社会诞生了花样繁多的美食，《东京梦华录》“饮食果条”，《梦梁录》“分茶酒店”条、“面食店条”、“荤素从食店”条、《武林旧事》“市食”条，都罗列了长长美食、小吃、点心名单，数也数不过来，堪比当今的五星级大酒店的食谱。

宋朝粮食产量的剧增，使得“中国硕大的沙漏倒转了”。宋代人口出现急速增长的趋势，开国初年，全国人口约5000万人，到200年后的公元1200年已经超过1亿，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庞大帝国。

发生在10世纪的这场“粮食”，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意义非同小可。从此之后，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土地和人口掠夺的“刚性需求”，与汉唐相比，宋人的“血性”明显不足，“弱宋”之论由此而生。

水稻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国（今越南北部）的占城稻被广泛引入长江流域，它一年可有两熟，甚至三熟，而且产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麦要高一倍，从而引发了一场“粮食”。

据《宋代经济史》作者漆侠的计算，宋代垦田面积达到了72亿亩，南方水稻亩产约353市斤，北方小麦亩产约178市斤，无论是面积还是亩产都远远超过前代。自水稻被广泛引进之后，适合种植的江南地区终于确立了经济中心的地位，“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食物的脚步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食物的变迁始终伴随着人的脚步，一部食物史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史的缩影。宋朝（960——1279年）农业产量激增，商业急速发展，地区间贸易扩大，饮食和饮食文化成为宋朝中国城市生活的根本特征。

北宋首都开封以其南系餐馆而著称，这些餐馆能提供原生态的淡水鱼和海鲜，大米也从南方运来，此外还提供红肉、家禽、和小麦面条等常见的北方菜，都城迁至杭州后，餐馆具有区域特色，从远方采购食材的潮流越演越烈，能满足当地和外来商人的需求。

如著名的宋嫂鱼羹、羊饭、慈寿宫前熟肉、杂货场前甘豆汤，这只是几个例子。宋朝公共餐饮场所之多、饮食种类之繁多、口味之精致。苏东坡有诗云：“酸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

饮食，是日常生活，更演化为一种文化，吃什么，像什么，怎么吃，怎样的人。河南人至今偏爱羊肉汤，正是源于千年以前宋朝饮食文化中偏爱羊肉的风俗。“东坡肉”也是浙菜、川菜、鄂菜等各大菜系的传统菜，据说是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闲来无事，瞎琢磨出来的，这又说明了什么？

（孙晓明）

作者系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理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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