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确定了，这位墓主人应该是一位西汉时期江陵西乡的一位官员。

而且应该是一位主要负责收税的“乡佐”。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乡税务官。

因为其中有很多竹简，都是纪录一些和田亩以及贷种有关的内容。

比如其中一简这样写道：“郑里25户，能田者69人，人口共110人，田地总面积617亩，每户贷种量均为每亩1斗。”

里，是秦汉时期最基础的一个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村。

郑里，也就是一个叫做郑的村子。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数据里记载的能田者69人，并不是郑里的所有种田的人，只是向官府借贷种子的贫民。

同样，还有一个竹简上纪录了郑里需要纳赋税的人数是72人。

这72人，也并非是郑里的所有人，也没有计算拥有免役特权的人。

这样看，这两个数字如此相近，倒是应该是合理的。

但是，从这两组数字之中，可以看得出来，郑里编户齐民的大部分百姓，都还是贫民，而且贫穷到连种地的种子都需要向政府借贷才行。

而且以田亩数量和人口来计算，就算以每亩高产3石粮食来算，每户人家平均年产粮食也就74石。

而按照每口人每日5升粮才能果腹的最低标准来算，每户人家的粮食需求则有79.2石。

显然，郑里的百姓，就算田亩高产，也不足以让一家人吃饱！

这还没算上每户百姓要缴纳的赋税！

十号墓出土的这批竹简，几乎细致的记载了西汉景帝时期需要缴纳的算赋、口钱，以及每年的征收次数。

例如其中一枚木牍就记载了，市阳里的算钱在二、三两月都收了三次，四月收了四次，五月收了三次，六月收了一次，一共十四次！

不过每个月征收时的算赋都是同样的数量。

比如市阳里二月征收了三次，每次都是112算，四月征收的四次都是109算。

这说明算赋的征收应该是每个月定一个数字，然后每月征收一次，没征收齐的话就再下乡去收。

一户人家一月只交一次就行，并非是多次征收。

但是即便如此，二、三、四、五、六月都需要征收一次，半年就交了五次税，这税也太繁重了。

就算景帝三年到四年是爆发“七国之乱”的时候，算得上是战乱之际，很可能政府临时加征了赋税，但是也不该如此重税的！

江陵再西汉时期是比较富庶的地区，而且凤凰山汉墓群出土的文物，也印证了当时这个地方物产丰富，社会经济相当发达。

然而，在西汉前期已经算是高发达的江陵地区，根据这批竹简的记载，当地贫民的比重也几乎超过了85%！

而且，每一户贫民负担的算赋也非常的重！

光是种田的产出，全用来吃都没办法吃饱肚子，还需要交这么重的税。

再加上西汉时期贫民每年都要承担各项徭役，还有田租、刍稿等负担，以及一些不被记录的杂税。

也难怪，荣华在看过这批竹简后，会认为这批竹简记载的内容，会动摇到目前被史学界广为认可和接受的，华夏第一个大治之世“文景之治”！

至少，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文景之治并不是那么名副其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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