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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千六百四十六章 战略纵深(第2页/共2页)

守各地。

宋神宗赵顼对这种做法加以解释说:“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

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

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

实际上,这种“内外相制”的政策,不仅体现于京师与诸道之间,而且也体现于皇城内外、开封与府畿各县之间兵力的平衡。

在这种政策的作用下,军事能力无形中削弱了不少。

“守内虚外”政策。

宋初统治者目睹五代以来内部多变的景象,使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内患”比“外忧”更为可怕。

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

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

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因此,他们总是把假想敌放在国内,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边境。

宋朝面对辽国强大的军事压力,并未采取认真、有效的对策。

对官僚制度和官僚机构,象对待军队一样,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们也极尽防制之能事。

历代宰相居中央政府首位,具有“事无不统”的大权。

宋太祖唯恐宰相权柄过大,不利于皇帝专制,因而采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

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

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

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还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贰”,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

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兵”、“冗官”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辽军的南侵,原是以掠夺财物和进行政治讹诈为目的,当时宋朝内部以王钦若一派为代表的主张逃跑,但是以寇准等为代表一派大臣力主抗战,辽侵入宋境后,因屡受挫败,就示意愿与宋朝议和。

这恰好符合了宋真宗的意愿。

他只盼辽军能够尽快北撤,不惜代价。

宋、辽商定和议,交换誓书,开始纳贡称臣的屈辱历史。

民众尚不武,导致宋的对外政策是非常软弱的,这种以金钱换和平的政策,实际上所起到的作用,是鼓励别人来攻打自己。

“疾病象弹簧,你弱它就强。”

这中原与西域,北方游牧民族之争,就是一场拉锯战,又像是一个个轮回,而马城要做的就是打破这个轮回。

原本中原人是尚武的,可后来又不尚武了,可渐渐的,这种尚武的基因又在大明人心中生根,发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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