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八步断肠散”么？
“八步断肠散”是一种毒药，药老鼠的。又名为“见风倒”。
在平原的乡村，在一个时期里，这种防治鼠患的毒药曾遍布于乡镇的大小集市上。早年间，当卖老鼠药的小贩在集市上光着膀子、拍着胸脯大声叫卖，口口声声喊着“八步断肠散！——见风倒！见风倒喽！”的时候，“八步断肠散”由于名字响亮，广告语朗朗上口，已成了农家乡人们的首选鼠药。
那年月，在乡村里，生命力最旺盛的就是老鼠了。每到子夜时分，鼠辈们几乎天天在房梁处“跑马”或是在席棚上开办“舞会”，出出溜溜、吱吱呀呀，跳跃腾挪，肆无忌惮地进行交配……有时鼠辈们得意忘形，冷不丁一脚踩空，掉下来一只，吓得孩子们哇哇叫！偷吃粮食就不屑说了，所有的装粮食的地方都有老鼠屎。还有大天白日咬伤孩子耳朵或鼻子的……为了对付鼠患，乡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有养猫的，有用鼠夹的，更多的人是选用“八步断肠散”。
最初，“八步断肠散”在民间小有名气。虽说不是“见风即倒”，也是足可以震慑鼠患的。但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由黄表纸包成菱形小包、染有红绿黄三种颜色的药丸虽然名字响亮，其药效却大不如前了。虽也药死过一些老鼠，但此后就不行了，老鼠们逐渐地有了抗药性，吃了只是摇摇晃晃地晕上一阵儿，按现在人的说法，走一走“太空步”而已，与后来社会上普遍使用的“***”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名号一般，却是连人带牛都可以药死的！
其实，把老鼠们逼上绝路的也不是“***”，而是水泥。无论毒性多么强的鼠药，最终都会被生命力极为顽强的鼠辈们一一识破。而钢筋水泥的普遍使用则是老鼠们始料不及的，也是最为恐惧的。现在，一代一代的老鼠们正在与水泥赛跑。在城市里，高标号水泥的普遍使用几乎凝固了老鼠们的所有生路，它们的生计也只有穿电线的管子那么细了。
老鼠思考么？老鼠会思考么？我不知道。
这像是一场不声不响的战争。为了生存，城市的鼠辈们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首先完成了形体的变异：它们强大的基因信号经过一代一代的传导，使它们的后辈一代一代地小下去，越来越小，不可思议地完成了肉体上的“袖珍化”。乡村的鼠辈们也紧跟其后……对它们来说，活下来是第一性的。这种默默地、由大而小的生命形态的缩变也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好吧，不说老鼠了。
我说过，早年间，在咱们的家乡无梁，“八步断肠散”可谓人人皆知。可由于药效一般，还因为无数次地被精明的鼠辈们识破，咬破纸包，闻而不食，散红绿药丸于墙角处，被孩子拾起误当糖豆吃……曾使人们一次次大呼上当，戏称为“慢毒药”。后来，它又逐渐演化成了一个人的绰号。
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送他这样一个绰号。
他是我的小学老师。
一九六二年从城里下放回来的。
老师姓杜，名叫杜秋月。明明是一男人，却取了一个很女性的名字。记得那是冬天，刚来的时候，他穿一黑色的四兜干部制服，上衣兜里插着一只黑杆钢笔，脖里围着一条绛红色的围巾，戴一眼镜，鼻梁上有两片眼镜托压出来的红印，很有学问的样子。进村时，他肩上扛着铺盖卷，手里提一皮箱子，腰半弓着，拖拖沓沓的，一走一探，很像是一只大虾米。天冷，他还流着清水鼻涕，走两步就停下来，掏出雪白的手绢，很重地哼一声，揩一下鼻子，磨磨叽叽地提起箱子，再走。
待进了村之后，他鸡叨米似的，见人就点头。他甚至对着一棵树点头。他对着代销点门前的那棵槐树点了又点……尔后嘴里嘟哝了一句，接着又往前走，一边走一边问。等他摸到大队部的时候，天已过午了。
后来才知道，他是个近视眼。犯了错误才下放回来的。犯的是作风问题。
那一天放工后，大队部院里围了很多人，都是看杜秋月的。杜秋月的穿戴和他的“作风问题”勾引起了无梁村人的强烈的探究欲。人们都很想知道他究竟犯的是何种作风问题，是不是**犯。村里人说：若是个**犯，是万万不能大意的。于是，在治保主任的多次提议下，大队干部集体决定让他在群众大会上做一交代，以利于以后的监督改造。
那天晚上的汽灯很亮，人到得很齐，连喂牲口的“老料”都来了。全村人集合在大队部里，听杜秋月坦白。这时候，夜空中突然飞来了几只蝙蝠，蝙蝠在灯影下一墨一墨地飞，像乌云一样，箭一般从人们头顶上掠过。早早收起了鞋底子的妇女们一个个惊叫道：夜墨虎！夜墨虎！汉子们也跟着抬起头，看夜空中飞舞的“夜墨虎”。有人说：怪了。这时候，怎么会有“夜墨虎”呢？
在平原的乡村，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蝙蝠并不多见。尤其是冬天。只有天气异常的时候，才会有蝙蝠出现。要下雪了么？我记得，人们一直固执地认为蝙蝠（俗称“夜墨虎”）是老鼠偷吃了盐才变成这样的，是“老鼠和盐”的故事。不吉利。乡下人最恨的就是老鼠，老鼠太可怕了，老鼠偷吃粮食。于是人们就无端地延恨于“夜墨虎”。人们一个个交头接耳相互递着眼色，尔后又用探究的眼光望着这个从城里来的“杜眼镜”，就好像这个“杜眼镜”是“夜墨虎”变的。
杜秋月被人带到了会场中央。他先是扬起头，很惊讶地看着众人。大约是看到了墙一样的人脸……接着，慢慢地，他的头勾下去了。这一刻，他脸上似有了怯意，老实了许多。面对众多的乡人，他先是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尔后一声不吭，就那么弯腰站着。
在治保主任的带领下，人们开始一次次地大声呼口号……当口号声接连响起来的时候，人们的胆子一下子壮了。人们很兴奋，像过年一样兴奋。人们踮着脚跟，身不由己地往前涌动着，人们的唾沫星子在空中飞舞，手指头一点一点的，几乎指到了他的脸上……治保主任也一次次地呵斥他：老实交代！
他仍然不说。
当口号呼到第三遍的时候，老姑父说，静静。静一静！
会场上顿时静下来了。人们的目光全都注视着他……
后来我才明白，在特定的情况下，人的语言不全是用嘴巴说出来的，眼神也能说话。特别是那些极端的、伤人最深的词汇，是用“眼睛”说出来的。在平原的乡下，就有这么一个词，叫“砸磕”。那是比喻人用眼睛来说话，是“抨击”或“贬损”的意思。就像是人们眼里生出了许多小石头，人们用目光“砸磕”他。
此时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的头勾得更低了。
他沉默着，他不想说。后来，在乡人目光的“砸磕”下，不得已，他还是说了。他吞吞吐吐地说：那个事，已做过结论了。
哄一下，会场炸了。人们齐声呵斥他：哪个事？啥事？啥子结论？说清楚！
在唾沫星子的汪洋大海里，在声嘶力竭的怒斥下，他吓坏了。他再一次弯下腰，哆哆嗦嗦地说……坏分子。我是坏分子。
看他是城里人，戴一眼镜，斯斯文文的，开初女人们还略有些顾忌。她们私下里一次次拽吴玉花的衣裳角，在她耳边小声说：这人多猴，咋就套不出话呢？你问你问……吴玉花最恨“作风问题”。于是，她小跑着上去给了“杜眼镜”一脖儿拐，说：咋当的？说。
杜秋月哭了，咧着嘴哭了。
人群里一阵骚动。有人说：哭啥哭？你还有脸哭？
终于，他吞吞吐吐地交代说：我，我谈过一次恋爱……我……后来，她又谈了一个军人……再后来，被查出来怀孕了……
人群里“嗡”的一下，像是有一群苍蝇飞过去了。他这些断断续续的句子，让人们产生了无限的想象力。人们交头接耳地说：妈的，真是个流氓！
这时，治保主任上前，大声质问说：奶奶的，“高压线”你也敢碰？咋谈的？咋怀的孕？谁的孩子……说清楚！
杜秋月有些紧张，他结结巴巴地说：那孩子……孩子、流、流、流了。
此时，治保主任突然高呼口号：叫他赔！
人们怔了一下，也跟着呼：叫他赔！
会开到这个时候，会场简直成了落满了麻雀的谷子垛。人们围旋在一起，一窝儿一窝儿，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叽叽喳喳的，越说越乱了。有紧着追问“孩子”下落的，有追问女人下落的，还有质问他到底跟人家睡了几回的……最后，人们涌上去，齐伙伙嚷道：揍他！你看他，一脸猴气。不动真格的，他不会说。
老姑父突然大喝一声：停！停停停！乱嚓嚓！胡嚓嚓！嚓嚓成米饭了。
人们的嚷嚷声被老姑父制止了。牵涉到军人，他不想让杜秋月说得更详细。就说：老杜，就到这里吧。你好好改造。
人们还想听，人们意犹未尽，人们希望他说得更详细些……人们要求说：让老杜说完嘛。让老杜说完。
老姑父断然说：就这吧。散会。
散会后，人们再看老杜，那目光就变了。村里人都知道了，老杜是有“帽子”的。老杜那天没戴帽子，老杜围着一条围脖儿。可他头上有“帽子”，是一顶看不见的“帽子”。此后很多年，我一直以为，凡戴围脖儿的人，头上定是有“帽子”的。
这年冬天，分配老杜的活儿是收尿、挑尿。村街里的厕所是男女混用的。识别方式是搭在墙上的裤腰带。开始老杜不知道“裤腰带识别法”，挑着尿桶就进了厕所，里边“哇”的一声，他慌慌地退出来，吓得一迭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后来有人质问他：你不是故意的吧？他吓坏了，忙说：不是。真不是。尔后人们告诉他：你看墙头。墙头搭的若是红裤腰带或是丝线编的、有穗穗儿的那种，那就是“女”；若是一根绳，或是蓝、灰、黑布的带子，或是皮带子，那就是“男”了。打远一看就知道。可老杜始终也没有弄清楚“男”、“女”的分别。于是每次进厕所，他都会远远地喊一声：有人么？
老杜在挑尿的头一天，就给自己备了一个大口罩。老杜是村里惟一戴着口罩挑尿的人。他担着尿桶走在村街上，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说：老杜，你戴着一个牛笼嘴干什么？他郑重地说：不干什么。我不是怕脏，我有胃气疼。尔后，当他担着尿担子拐向菜地的时候又有人问：老杜，你戴个牛笼嘴干什么？他再次解释说：不干什么。我不是怕脏，我有胃气疼。就这么一路走，一路问，老杜每次都恭恭敬敬地回答。尿是往菜地送的，一天四趟。进了菜地之后，在菜地干活的妇女们还会问：老杜，你戴一牛笼嘴干什么？他就一次次解释说：不干什么。我不是怕脏，我有胃气疼。我真的不是……人们就笑。就这么一天下来，他很自觉地就把捂在嘴上的口罩摘掉了。
过罢年，到了三四月间，春天里雨水大，村路被雨水泡泛了，全是泥浆子。架子车轧出的车辙一沟儿一沟儿的，人踩的脚印一窝一窝的，走起来滑唧唧的。当我们光脚在泥水里奔跑的时候，分派去挑尿的老杜却特意换上了一双胶底鞋，还穿着袜子。村里人见了，叹一声，说：到底是城里人哪。
治保主任看见他，伸手一指说：老杜，你过来，过来。老杜挑着尿担子过去了。治保主任说：放下。扶住树。老杜就放下尿担，看了看树，天湿，槐树上生虫了，黑麻麻一片，他恶心得干呕了一声，可他还是扶了。治保主任说：老杜，你把鞋脱了。我送你一双皮靴。老杜就把鞋脱了一只，看看主任。治保主任说：脱了，袜子也脱了。老杜手扶着树，一只脚金鸡独立，把袜子也脱了，再看主任。治保主任说：踩地上。老杜迟疑了一下，就光脚踩在泥窝里了。治保主任说：那一只。于是，两只鞋袜都脱了。治保主任指一指自己的腿，说：裤腿，还有裤腿，扁起来。老杜就把裤子“扁”（在平原，“扁”是折叠的意思）起来。治保主任说：挑上。老杜就重新挑上尿担子。治保主任说：利索吧？老杜两只脚“呼哧、呼哧”地在泥窝里踩着，拔出来就是两腿泥。老杜说：利索。利索。治保主任说：巴地吧？不滑了吧？这就对了。泥嚓嚓的，多废鞋呀。去吧。老杜一手提着鞋袜，一肩挑着尿桶，边走边点头说：好。这好。
夏天到了。割麦的时候，老杜戴一新草帽，穿一白衬衣。领口、袖口处的扣子都系得严严实实的。到了地里，人们都在看他。有人说：老杜，你这是串亲戚呢？他已经能听懂乡人的话了，说：不串。我这儿没亲戚。人们哄一下笑了。老杜很尴尬地站在那里。治保主任说：老杜，既然不串亲戚，捂那么严干什么，脱了吧。众人都说：那麦芒儿，一天都给你扎烂了。脱脱脱，赶紧脱。老杜看汉子们大多都光着脊梁，迟疑了一下，就脱。脱了衬衣和背心，众人呀了一声，只见他一脊梁的红疙瘩，都是蚊子咬的。治保主任走过来，用脚先把地上的麦茬踩倒，尔后又蹲下来用手把地上的土坷垃一一“面”了。说：会驴打滚么？老杜怔怔的。治保主任说：驴打滚你都不会？众人呱呱又笑。治保主任就现场做一示范。于是，在一片笑声中，老杜往地上一躺，跟着学“驴打滚”。治保主任说：糙糙。好好糙糙。老杜很听话，很认真，他接连在地上打着滚儿，左打，右打，左糙，右糙……众人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治保主任问：还痒么？老杜红着脸说：不痒了。不痒了。
治保主任豪迈地说：土里有药。
到了第二年，老杜已可以穿着大裤衩子，光着脊梁蹲在村街的饭场里吃饭了。他甚至学会了在阳光下捉虱。他蹲在烟炕房的门坎处，在暖暖的阳光下，“咯嘣、咯嘣”地扪一片一片的虮子。在烟炕房外，老杜也学着把刚烤过的烟叶揉碎，用旧报纸裹了卷烟吸，可他没学会，老咳嗽。他只是学会了一句话：烟太壮了。（在乡村，“壮”即呛和辣喉咙的意思。）过了不久，老杜甚至还学会了“扬场”，他一边扬一边还认真地背口诀：扬出去一条线，落下一大片……人们又笑。
秋后，在芦苇荡里割苇子时，老杜已可以跟那些妇女们说说笑笑了。秋后的苇叶像刀片一样，一不小心就把身上割一道血印。女人们一边教他割苇子一边问他：老杜，那女的是你的学生吧？老杜先还扭捏着，说：不是。又说……是。也算是。毕业了。女人们说：说说，咋勾引人家的？老杜说：是、是她先“那个”我。女人们说：不会吧？人家一姑娘……说说呗。老杜说：有一天，正走着，她突然剥了一块糖，塞我嘴里了……女人们说：甜么？他说：甜。女人们问：后来呢？把持不住了？他连声说：没有。没有。接着又交代说：就跟她看了一场苏联电影，她把手递到我手心里……女人们问：那还不握住？他说：握，握了。女人们追问：软和么？抠人家手心了吧？他说：没有。真没有。汗，我出汗了。女人们说：咋那么不小心，就怀孕了？老杜诺诺地说：“安全期”。她说是……“安全期”。女人们齐声问：啥是“安全期”？他说：我，我也……说不好。女人们又连着问：那怎么就让人告了呢？老杜叹一声，摇着头说：后来，我不知道，她、又谈了一个……女人，斗（读）不懂的。女人们哄地笑了，说：说说，你“斗”了多少女人？老杜也笑，苦笑，说：没有。就这一个。女人们都替他惋惜，说：你说你，就“斗”一女人，还弄了顶“帽子”，亏不亏？在一片哄笑中，老杜很快就得到了女人们的谅解。女人一向同情弱者。她们一个个都争着教他些割苇子又不伤手的方法。一个个说：老杜，你真是倒霉呀。
老杜戴着“帽子”呢，老杜很低调。这一点正是村里女人们喜欢的。她们先是教他做饭，尔后又教他学会了破篾子、编席。甚至还教他站在滚动着的石磙上碾篾子。老杜的水蛇腰半弯着，站在石磙上总是保持不住平衡，摔了很多跤。老杜的眼镜架摔坏了，用线缠着，让人看了很亲切……在村里，老杜一举一动都会惹女人笑，常笑得女人们直不起腰来。
后来，村里人都说老杜进步很快。老杜先是晒黑了，也耐冻了。那一年，割完荡里的苇子，村里“打平伙儿”时，在众人的撺掇下，老杜居然也喝了一碗酒，醉了。
“打平伙儿”是编席窝儿一年一度的庆祝方式，村村如此。一般都是割完苇子的时候，由公家收席点预支一些钱（这钱在交席的时候由各家分摊着扣除），买上一扇猪肉，再由村里出些白菜、粉条、豆腐之类，在刈过的芦苇荡里就地垒一灶，支上大锅炖了；再买上几坛便宜的红薯干酒，燃一堆篝火，全村人都来热闹一番……这几乎算是男人们的节日。村里汉子们喝了酒就玩“顶牛”，一对一、头顶头，看谁把谁顶败了，胜者有奖：好酒者（额外）奖三碗酒；好肉者（额外）奖三碗猪肉炖粉条。那天，看汉子们嗷嗷叫着，闹着，胜者大碗喝酒……老杜先是在一旁看着。红薯干酒性烈，他已在众人的撺掇下喝了一碗，有些醉意，就一个劲地傻笑。这时，有人叫道：老杜，上来，顶一个！让老杜顶一个！
老杜先是一怔，摆着手说：不行，我、不行……可是，众人一拥而上，还是把他给推出来了。谁也没想到，当老杜站到篝火前时，先是还扭捏着、推让着，突然一下子就活泛了，他用左手支着腰，挺直了腰杆，头发一甩，扬起脖儿，红着一张酒脸，两眼一闭，“啊”的一声，竟朗声背起诗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这下子，众人傻了。汉子们一个个互相看着，问：娘耶，他“西”（兮）啥呢？日白的啥？有人摇着头说：乖乖，大学问哪！老杜大学问！有的说：是啊，老杜学问深着呢。不简单，真不简单……只有治保主任说：球，球哩学问。
往下，老杜朗诵的声音越来越大了。只见他不时地扬起手臂，舞动着、比划着，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唱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是呀，人们瞪大着眼睛，全都傻傻地望着他。人们听不懂，人们不知道他在“日白”些什么。人们只是猜测：这就是“学问”哪，大学问！乡人们被他的情绪感染了，一个个拍手叫好。可是，正当人们齐声叫好的时候，老杜却突然停了。他怔怔地站了一会儿，“哇”一声哭起来了。一个五尺汉子，平身往地上一躺，放声大哭……人们互相看着，说：这、这是咋啦？这时候，女人们涌上来，乱纷纷地说：醉了。老杜醉了。把他抬回去吧。于是，人们七手八脚地，把老杜扛上，抬回村里去了。
这年的冬天，到老杜烟炕屋去的人越来越多了。人们一旦闲下来，就说：走，找老杜“喷空儿”去。于是，老杜住的烟炕屋就成了汉子们“喷大空儿”的地方。在平原，“喷大空儿”就是谝闲话的意思。这在上层叫做“清议”或者称之为“交流”，在民间就是“喷空儿”了。天南地北，贩夫走卒，皇帝老儿，说到哪里，就是哪里。当然，这里边也有长见识的含意。人们相互间熟了，熟不拘礼，来了就往屋角里、门坎上一蹲，听老杜“喷空儿”。
这时候，人们都忘了老杜的“帽子”，老杜自己似乎也忘了他头上还戴着“帽子”呢。一到晚上，老杜的烟炕屋就热闹起来。老杜说……我准备给中央写封信。是时候了，我看可以解放台湾了。人们都瞪大眼睛望着他。老杜说：你们知道么？吴庭艳，越南的吴庭艳被击毙了！这时，有人小心翼翼地问：这个啥子吴庭艳，是干啥的？有人马上说：你懂个球！听人家老杜说。老杜说：这个，吴庭艳嘛，是越南的总统……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消息，大好消息。你们知道么？美国出大问题了，肯尼迪被刺！又有人问：肯尼迪是谁？有人立即制止：你管肯尼迪是谁呢？听老杜说呗……老杜说：总统，美国总统。这个肯尼迪，还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只有三十六岁，死了，被刺了。美国黑人也不断地上街游行示威。所以我说，是时候了。
白天里，老杜依旧去挑尿。有人一边系着裤腰带一边问：老杜，你那信，给中央的信，写了么？这时候，老杜大约意识到了他的“帽子”，就含含糊糊地说：正斟酌呢。我得斟酌斟酌。那人说：是，那是。你这么大学问，给中央上书，可不是小事……老杜说：那是。路上再碰上谁，就有人打招呼说：老杜，夜里可早点吃饭，再给说说美国的事。美国，那啥子“丁”啊……老杜说：马丁，马丁·路德·金，是黑人领袖……
一天，当老杜挑完尿，又到大队部去看报纸（大队部里有一份《人民日报》）的时候，老姑父见了老杜，说：老杜，听说你要给中央写信？老杜一怔，说：我，我是说，那个啥，解放台湾……老姑父瞪了他一眼，摘下帽子，摸了摸他新剃的头，光头，什么也没有说。老杜脸色变了，连连点头说：知道。我知道。
这年冬天，到了下雪的时候，无梁村妇女们一个跟一个学，突然都围起了绛红色的围巾。那些在城里有亲戚的年轻姑娘，还专门托人从城里捎回了很艳的玫瑰红围巾。过年时，村街里走着一片红，石磙上晃着一片红……很喜庆。只有老杜不再围围巾了。他怕村里人说他。老杜的围巾束在了腰里，他说这样暖和些。
第三年，老杜由于表现好，就被派到村里的小学教课去了。
老杜大概很愿意当教师。不知怎的，老杜突然就傲起来了。他特意去镇上理了发，梳了个偏分式，还上了些头油，看上去明晃晃的。老杜再一次换上了他的四个兜的干部制服，脚上换了一双皮鞋，那皮鞋原来一直在箱子里放着，还是双三接头的，他咔咔地走在学校院门口，引了很多孩子看他的脚。老杜扶了扶眼镜，说：同学们早……我们都愣愣地望着他，一时像傻了似的，肃然起敬。
当治保主任在学校门口碰上了老杜的时候，他“哟”了一声，眼珠子瞪得像是要飞出来，他说：老杜，蚂蚁上树了？还穿上皮嘎了？神气呀。
老杜不好意思了，赶忙解释说：主任，给学生上课，那个……得注重仪表。
治保主任看着他，说：哈？一表？啥子表？
老杜郑重地说：我作为教师，仪表要整洁。
治保主任手一背，鼻子里哼一声，说：好，一表好。你这人哪，一表，那就……一表吧。还有，你不是要上书么？到时候，老蔡说了，得审审。
老杜哑了。
当年，小学校长苗国安也是无梁的女婿。当他在校长室第一眼看见老杜时，竟有些手忙脚乱。他先是下意识地忙把“扁”起来的裤腿捋下去，接着又把踩在椅子上的一只脚放在地上，挺了挺腰板……突然又觉得不妥，庄严地咳嗽了一声，说：老杜，进来吧。
当杜老师从校长室里出来时，就显得不那么神气了。这时候，他才明白，他只是一个临时的代课老师。据说，苗校长还特意点了他一句，说：老杜，你可要注意，你戴着“帽子”呢。老杜惶然说：知道。我知道。他夹着两本小学课本，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从校长室走出来。在校园里，他一路走一路摇着头，嘴里不满地、嘟嘟哝哝地说：我大学毕业，让我教小学三年级？太小儿科了吧？！
可是，虽然只让他教小学三年级，他还是很高兴。那天，当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他的头忽一下就扬起来了，他扬头的姿态潇洒极了！他的头偏着往上一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地写下了三个大字：杜秋月。尔后，他用粉笔点着黑板上的字，朗声说：同学们，认识这三个字么？杜、秋、月。这是我的名字，我就叫杜秋月。就是《红楼梦》诗句里“一轮明月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里的那个“月”！说着，他在自己的名字下重重地画上了两道粉笔印！
接下去，他又刷刷地在黑板上写下了两行诗句：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写后，他拍拍手上的粉笔末，清了清喉咙，大声问：知道这是谁的诗么？——李义山，也就是李商隐。
说完，他站在讲台上，望着下边，怔怔的……
我们傻乎乎地望着他，这几乎是傻对傻。他迟疑了片刻，突然说：哦，你们，三年级是吧？不明白是吧？你们，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还小……以后，以后会明白的。现在，上课。今天，今天讲……他翻开小学课本。
我们齐声喊道：小猫钓鱼！
他说：那就小猫钓鱼。
从此，杜秋月就成了我们的三年级二班的老师。我们私下里都叫他“杜眼镜”。杜眼镜教我们语文、算术、美术、音乐兼体育。上课时，杜眼镜喜欢用粉笔头“点名”。在课堂上，要是哪位同学打瞌睡了，他就掰一小节粉笔头，把粉笔头拿在眼镜片前，晃晃，以瞄准的姿势，“啪”的射出去。可他总是把粉笔头射偏，尔后再来一次……十不抽一会射在脑门上，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杜眼镜上课与别的老师不同。他会不时地改变上课的方式。有一次上课钟声响过之后，他竟然把我们全班学生带到学校的操场上，讲的却是算术课。
那天上午，他把一块小黑板绑在篮球架的横梁上，让我们在操场上列队站好，尔后他突然跑了……我们就那么列队站在操场上，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有同学问：这不是算术课么？有的说：改体育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匆匆地从操场后边绕过来，推来了一辆破自行车，那是从老姑父那里借的。他把车子扎在我们面前，大声问：同学们，这是什么？
我们大声说：洋驴！（那时候，我们把自行车叫做“洋驴”。放学后，我们常常站在大路牙子上，齐声喊道：骑洋驴，戴手表，老子不干你吃屌！）
他说：这叫自行车，上海产的“永久牌”自行车。知道上海在哪里么？
我们大声说：不知道。
于是，他又在小黑板上用粉笔画了一幅中国地图，在地图上标出了上海的位置……尔后又给我们讲起了上海，他说：上海是一个大城市……接下来，他从“上海”讲到上海产的“永久牌”自行车，这才开始讲自行车的构造和原理，讲大齿轮和小齿轮之间的关系……讲着讲着，钟声响了，别的班都下课了。全校的学生都哄一下围上来，看他一个人讲课。
看这么多的学生都围过来听他的课，杜眼镜一定是兴奋极了。他不但眉飞色舞地给我们讲解，竟然还亲自蹲下来，现场给我们做示范。在众人的观摩下，他一会儿蹲下，一会儿又站起，一边呼呼地搅动着那辆自行车的脚蹬子，让车轮飞快地旋转起来，一边在小黑板上写上大齿轮与小齿轮的转速比率……
老实说，这节课太新鲜了！同学们都很兴奋。这时，他说：谁愿意上来试试？于是，全班同学都举了手，一个个都跃跃欲试。他就一一点名，批准我们班的学生每人上去绞上一圈，蹲下来仔细观察小齿轮与大齿轮的转动，来计算大齿轮与小齿轮的速度之变化……那时候，自行车很少，我们看着这辆自行车，都眼馋着想上去骑一骑。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他说：好，破个例吧。我给你们破个例。于是，他又一个个喊着我们的名字，由他扶着后架，让我们每人上前学骑一圈儿。那时，操场上一片笑声，学生们高喊着：歪了，歪了！驴歪了……还没等到课上完，左一歪，右一拐的，那辆自行车就摔坏了……这天下午，到了上自习课的时候，他又赶忙推到镇上去修，据说被老姑父逮着臭骂了一顿。
有一段时间，由于他课上得好，同学们很快就喜欢上了他。他几乎成了我们追随的榜样。我们光着脚学他“咔咔”地走路，学他扬头的姿势，头一扬，再一甩……可谁也学不像。下课后，我们甚至学他用粉笔头相互“射击”，可谁也射不出他那样的效果，因为我们没有“眼镜”。
上体育课他喜欢领着我们打篮球。在那个简易的球场上，杜老师的投篮动作十分优雅。他的三步上篮就像是表演杂技，他“噔、噔、噔”跑上三步，尔后飞身上栏，右手高高挑起，就像是雁飞一样，手腕子一翻，准确地把篮球扣在篮里，看得我们目瞪口呆！
后来，杜老师的头昂得越来越高了。他见了苗校长也不再点头了，就那么夹着课本昂昂地走过去，连苗校长都吃惊地望着他。冬天里，他又围上了他的红围巾。每每围巾的一头脱落下来时，那扬脖儿的一甩简直神气极了！有几天，他走路时嘴里总是哼唱着什么，脚下就像是装了弹簧似的，一弹一弹地走。有时候他还会像篮球场上三步上篮似的，突然来一跳跃或是滑步……可见他心里是多么高兴！
可是，杜眼镜又差一点犯错误，犯男女关系错误。在老师们的窃窃私语里，我们知道：在我们学校，有一个绰号叫“别针”的高年级女学生，偷偷地喜欢上了他。据说，这个号称“别针”的邻村姑娘，总喜欢在胸口上别一个大别针。那个“别针”明晃晃的，不但成了她的装饰品也成了她的雅号。有一段时间，她总在我们教室门前晃来晃去，下了课就追着杜眼镜提问题，说：杜老师，你等等……后来，她每天早早地从家里溜出来，偷偷地把一个煮熟的鸡蛋放在杜老师讲台上的讲桌里。当讲桌的抽屉里放够六个鸡蛋的时候，杜眼镜才发现……于是他就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鸡蛋的图画课，讲的是一个外国大画家画蛋的故事。他说，外国有一个名叫“达达奇”的人，他从画鸡蛋开始最后画成了一个世界著名的大画家……（在我的童年的记忆里，他说得的确是“达达奇”，我们记住了这个“达达奇”。可一直等很多年过去了，我才从一本书里看到，他说的那个人，其实不叫“达达奇”，而是达·芬奇。）我记得，那一堂课的后半节我们全班都画了鸡蛋，虽说是比葫芦画瓢，可我们却没有一个画得像鸡蛋。这就注定我们成不了画家。因为我们很少吃鸡蛋，那是“银行”。
渐渐地，我发现杜老师周围出现了一些目光，像黑蚂蚁一样的目光。有老师私下里提醒我们说：离他远一些，他戴着“帽子”呢。可还是有学生接近他，我们都喜欢他。
据说，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那个绰号叫“别针”的女同学躲在年级教研室扭弯处一截矮墙后边，突然拦住他，问：杜老师，鸡蛋你吃了吗？杜老师怔怔地站在那里，说：鸡蛋？“别针”说：鸡蛋。他说：噢，噢。是这么回事。我还以为……这不好吧？她说：我家有三只母鸡，一只芦花，一只鏊子黑，一只生产鸡。有时两只下蛋，有时三只下蛋，早起，鸡蛋是我一个儿拾的，家里人不知道。我娘说鸡蛋补气血……他说：噢。噢。谢谢。他往前走了两步，却又站住了，说：你以后，不要这样。这样不好……可是，“别针”从墙后跑出来了，她一下子就抱住了他……杜老师一定是吓坏了，他闭着两眼，喃喃地一迭声地说：别，别别，我犯过错误，我犯过错误，我犯过错误。“别针”说：是我愿意的。我愿意。我愿意。杜老师说：别，别，别……“别针”说：你摸，你摸，你摸……杜眼镜又有些把持不住了，他浑身抖着；那“别针”也软得像一摊泥，吊在他的脖子上，两人都像筛糠一样抖着……据说，就快要出事时，还是苗校长的一声咳嗽挽救了他。苗校长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大咳了一声，把“别针”给吓跑了。
这天夜里，苗校长把杜眼镜叫到了校长室，狠狠地熊了他一顿。杜眼镜吓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再后，苗校长对人说，他早就发现了他们二人很不正常，一直盯着他们呢……是苗校长挽救了杜眼镜。要不，“别针”家是邻村一大姓，本族人口众多，若是他的家人知道了，会把他打飞的。
此后不久，苗校长又跟“别针”谈了话。从此，“别针”再不到学校里来了，她嫁人了……杜眼镜再见苗校长时，会默默地点点头，以示敬畏之意。
从此，老苗，我们的苗校长咳嗽声更响亮了。他终于找回了自尊。
在乡村，有些事情是突如其来的。
我们叫做“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是藏在心底里的、有着悠久历史渊源的、说不清来由的精神恐慌。就像是远远的天边隐隐有了雷声，却仍然是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可是，风忽然就腥了，刮起来了。等人们愣过神儿的时候，已是大雨倾盆了。
记得，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杜老师正在课堂上给我们朗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他的声音就像是唱歌一样，好听极了！他张开双臂，两眼先是圆睁，尔后微微地一闭，做一波澜壮阔的姿态，仿佛已化身为黄河，奔腾而下……突然之间，没容他走出“黄河”，睁开眼来，镇上中学的一群学生嗷嗷叫着冲进来，兜头扣了他一桶糨糊！
一时，课堂上很静，只有杜老师仍然“波澜壮阔”地立在那里，他身上的糨糊自上而下从头到脚沥沥啦啦地流淌着，那糨糊是杂和面儿打的，带有一股子发了霉的豆腥气。他浑身上下全是糨糊，眼镜也被糨糊糊住了，白花花一片，成了一个“糨黄河”……那个为吟唱“黄河”而做出的一个“大”字仍然伸展着，糨糊淋淋沥沥在地上滴出了一个扁担长的“一”字，杜老师顿时成了一只刚从汤锅里捞出来的老母鸡！紧接着，一个纸糊的高帽子又猛地扣在了他的头上，那上边写着打了红叉的黑字：坏分子杜秋月！
杜老师哭了，扑扑哧哧的，像孩子一样。他哭得很伤心，完全丧失了一个老师应有的尊严……他哭着说：我看不见。同学们，我看不见……
杜老师戴上真正的“帽子”了。那纸糊的帽子把他的眼镜都扣住了。给杜老师戴高帽的是镇上中学将要毕业的高年级学生。镇中的学生之所以敢往老师头上泼糨糊，是因为他们一人戴着一个“红袖章”。
从镇上中学赶来的学生里，领头的是治保主任的儿子，大名吴小屯，外号叫屁墩（后有一段时间他曾改名为：吴红卫）。吴小屯把胳膊上戴的红袖章往上一捋，神气活现地站在讲台上，一只手按着杜老师的脖儿梗，另一只手挥动着，大声说：同学们，他被揪出来了，再不要听他放毒了！
我们仍然傻傻地看着，不知道这又是什么“梦”……
这时候，大队部里的大喇叭突然响了。那声音高亢、鲜艳，就像是从天外突然飞来了一只大鸟，会唱歌的鸟，听来让人兴奋，也让人激动和紧张。在我原有的印象里，屁墩就是屁墩，屁墩让我联想到红薯，与屁墩联系最密切的应是红薯，屁墩放的红薯屁比谁都多。但是，一旦他戴上了这个“红袖章”，他一下子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连说话的腔调都变了，几乎成了一个领袖！
一时间，老母鸡变鸭，屁墩成了“领袖”了。在雄浑高亢的音乐声中，屁墩又领人揪来了两个老地主，四个富农（四男二女，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加上杜眼镜，共七个人。七个头戴高帽子的人，用绳子串在一起，战战兢兢地排队走在操场上。屁墩不时用脚踢着他们的屁股，喝道：一二一、一二一，走好……几乎所有人都在听从屁墩的号令。那其实是在听“红袖章”的号令。就因为他胳膊上戴着一个“红袖章”，他就可以用棍子一个个点着那些老人的头，说：你。你。还有你。站好了！
这时候，我们成了一群围观者。我们试图不看屁墩，我们曾经很蔑视他。可我们现在不能不看他了，他的胳膊上戴着一个“红袖章”。我们所有人都盯着屁墩胳膊上的“红袖章”。我们一个个都为“红袖章”着迷！它像是有无限的魔力，使每一个戴上它的人气冲牛斗！我们都渴望得到这个“红袖章”，只要能戴上这个“红袖章”，让我们干什么都行，哪怕是死！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很想去找一块红布，给自己缝一个“红袖章”戴上。可我不敢，那东西太神圣了！于是，我们自觉自愿地成了屁墩的追随者。我们高呼着口号，小跑着跟在屁墩的后面，我们追随的不是屁墩，而是“红袖章”。
……后来，我们也开始踢那些老头的屁股，踢老师的屁股，偷偷地。
我们虽然曾经狂热地追随过杜眼镜，可他被“打倒”了。一个被“打倒”的人不再受人尊敬。我们都在看他的笑话，我们觉得他可笑极了，一身的糨糊，那纸糊的高帽子把半个脸都罩住了。他可怜巴巴地被人拎着脖领子，一脚踢倒在地，跪在操场的中央，就像是个晕头鸡……真糠包呀！
紧接着，在屁墩的带领下，十几个镇上中学的学生架着老杜，让他表演性地做了一回“喷气式飞机”。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喷气式飞机”，在屁墩的指挥下，由杜眼镜现场示范，让我们看到了“喷气式飞机”的造型。戴“红袖章”的学生把他的两只胳膊架起来，用力向后扬，腰弯着九十度，头往前冲，把头发揪起来，这就是“喷气式”……后来，全村人都赶来看“喷气式”了。
操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于是，屁墩一次次神气活现地振臂高呼：打倒杜眼镜！
人们就一次次跟着呼：打倒杜眼镜！
屁墩喊：杜眼镜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们也跟着呼：杜眼镜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屁墩本是要把老杜带到镇上去游街示众的，被匆匆赶来的老姑父拦住了。
老姑父说：不能走，老杜下放改造，归大队管治。
屁墩说：你包庇坏分子！
老姑父用本地话骂道：放你娘那臭狗屁！老子革命时，你还在你娘裤裆里呢。
屁墩说：你敢骂人？
老姑父说：骂你是轻的。大队是一级组织，你算老几？把人放下。民兵集合！
……屁墩到底年轻些，他被老姑父的气势震住了。这时，治保主任上前说：墩儿，听你姑父的。
当天晚上，老杜蹲在河边上清洗身上的糨糊，他一边洗一边哭，小声呜呜地哭，像是一个被人掐了脖子的狗娃……哭着哭着，他一头栽到河里去了。刚好老姑父怕老杜寻短见，派一民兵偷偷地看着他。人一吆喝，村里人跑过来，把他给捞上来了。
老杜哭着解释说：我不是故意的。我不会自绝于人民，我是失脚滑下去的。真的。
此刻，村里女人们又觉得他可怜，赶忙从场里搬来几捆谷秆草，用秆草火给他驱寒……
到了晚上，老姑父到烟炕屋来了。他蹲在门坎处，对老杜说：老杜啊，教了两天学，你还理一分头，穿一皮鞋，你说你烧啥呢？老杜弯着腰说：是。我错了。我知道错了。老姑父说：你也别往别处想，好好改造。有我在，没人敢咋你。老杜流着泪说：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改造，脱胎换骨。老姑父说：看你说的，血可以换，骨头能换么？老杜保证说：你放心吧，我能。我一定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老姑父叹一声，安慰他说：你也该成个家了。赶明儿，我给你说一个。老杜苦着脸说：我这样，谁要我呢？
第三天，公社开批斗大会，老杜又被人押着送到公社去了。据说，老杜头戴纸糊的高帽子，在台子上整整跪了一天……如果不是老姑父跟着，他就回不来了。
三天后，老杜重又回村挑尿去了。他戴着一顶吓老鸹的破草帽，穿着裤衩子，光着脚丫子，挑着尿担子顺着墙边走，战战兢兢的，见人就点头。在村街里的厕所门前，他小心翼翼地问：有，有人么？
这时，治保主任提着裤子走出来，见是他，喊一声：老杜。
老杜弯着腰说：有。
治保主任再喊：老杜。
他说：有。
治保主任说：大声点。
他说：有！
一九六九年，老杜结婚了，娶的是一个寡妇。
这寡妇是老姑父给介绍的。寡妇姓刘，王家庄的，小名刘欢，大名刘玉翠。刘玉翠长得还算周正，就是个吊梢眼，颧骨高些，按平原乡村的说法，“克”男人。她男人王松球三个月前死在了煤矿上。
那时候煤矿上虽然经常死人，因为工资高，还是有人争着去。按规定，死在煤矿上的工人可以领到三百元抚恤金。更有吸引力的是，还可以让一个直系亲属接班。据说，在葬礼上，刘玉翠竟然和婆家人打起来了。为的是争一张纸，那是一张“招工表”，这是待遇。寡妇刘玉翠和婆家兄弟为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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