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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八章(第1页/共2页)

你知道“八步断肠散”么?

“八步断肠散”是一种毒药,药老鼠的。又名为“见风倒”。

在平原的乡村,在一个时期里,这种防治鼠患的毒药曾遍布于乡镇的大小集市上。早年间,当卖老鼠药的小贩在集市上光着膀子、拍着胸脯大声叫卖,口口声声喊着“八步断肠散!——见风倒!见风倒喽!”的时候,“八步断肠散”由于名字响亮,广告语朗朗上口,已成了农家乡人们的首选鼠药。

那年月,在乡村里,生命力最旺盛的就是老鼠了。每到子夜时分,鼠辈们几乎天天在房梁处“跑马”或是在席棚上开办“舞会”,出出溜溜、吱吱呀呀,跳跃腾挪,肆无忌惮地进行交配……有时鼠辈们得意忘形,冷不丁一脚踩空,掉下来一只,吓得孩子们哇哇叫!偷吃粮食就不屑说了,所有的装粮食的地方都有老鼠屎。还有大天白日咬伤孩子耳朵或鼻子的……为了对付鼠患,乡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有养猫的,有用鼠夹的,更多的人是选用“八步断肠散”。

最初,“八步断肠散”在民间小有名气。虽说不是“见风即倒”,也是足可以震慑鼠患的。但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由黄表纸包成菱形小包、染有红绿黄三种颜色的药丸虽然名字响亮,其药效却大不如前了。虽也药死过一些老鼠,但此后就不行了,老鼠们逐渐地有了抗药性,吃了只是摇摇晃晃地晕上一阵儿,按现在人的说法,走一走“太空步”而已,与后来社会上普遍使用的“***”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名号一般,却是连人带牛都可以药死的!

其实,把老鼠们逼上绝路的也不是“***”,而是水泥。无论毒性多么强的鼠药,最终都会被生命力极为顽强的鼠辈们一一识破。而钢筋水泥的普遍使用则是老鼠们始料不及的,也是最为恐惧的。现在,一代一代的老鼠们正在与水泥赛跑。在城市里,高标号水泥的普遍使用几乎凝固了老鼠们的所有生路,它们的生计也只有穿电线的管子那么细了。

老鼠思考么?老鼠会思考么?我不知道。

这像是一场不声不响的战争。为了生存,城市的鼠辈们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首先完成了形体的变异:它们强大的基因信号经过一代一代的传导,使它们的后辈一代一代地小下去,越来越小,不可思议地完成了肉体上的“袖珍化”。乡村的鼠辈们也紧跟其后……对它们来说,活下来是第一性的。这种默默地、由大而小的生命形态的缩变也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好吧,不说老鼠了。

我说过,早年间,在咱们的家乡无梁,“八步断肠散”可谓人人皆知。可由于药效一般,还因为无数次地被精明的鼠辈们识破,咬破纸包,闻而不食,散红绿药丸于墙角处,被孩子拾起误当糖豆吃……曾使人们一次次大呼上当,戏称为“慢毒药”。后来,它又逐渐演化成了一个人的绰号。

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送他这样一个绰号。

他是我的小学老师。

一九六二年从城里下放回来的。

老师姓杜,名叫杜秋月。明明是一男人,却取了一个很女性的名字。记得那是冬天,刚来的时候,他穿一黑色的四兜干部制服,上衣兜里插着一只黑杆钢笔,脖里围着一条绛红色的围巾,戴一眼镜,鼻梁上有两片眼镜托压出来的红印,很有学问的样子。进村时,他肩上扛着铺盖卷,手里提一皮箱子,腰半弓着,拖拖沓沓的,一走一探,很像是一只大虾米。天冷,他还流着清水鼻涕,走两步就停下来,掏出雪白的手绢,很重地哼一声,揩一下鼻子,磨磨叽叽地提起箱子,再走。

待进了村之后,他鸡叨米似的,见人就点头。他甚至对着一棵树点头。他对着代销点门前的那棵槐树点了又点……尔后嘴里嘟哝了一句,接着又往前走,一边走一边问。等他摸到大队部的时候,天已过午了。

后来才知道,他是个近视眼。犯了错误才下放回来的。犯的是作风问题。

那一天放工后,大队部院里围了很多人,都是看杜秋月的。杜秋月的穿戴和他的“作风问题”勾引起了无梁村人的强烈的探究欲。人们都很想知道他究竟犯的是何种作风问题,是不是**犯。村里人说:若是个**犯,是万万不能大意的。于是,在治保主任的多次提议下,大队干部集体决定让他在群众大会上做一交代,以利于以后的监督改造。

那天晚上的汽灯很亮,人到得很齐,连喂牲口的“老料”都来了。全村人集合在大队部里,听杜秋月坦白。这时候,夜空中突然飞来了几只蝙蝠,蝙蝠在灯影下一墨一墨地飞,像乌云一样,箭一般从人们头顶上掠过。早早收起了鞋底子的妇女们一个个惊叫道:夜墨虎!夜墨虎!汉子们也跟着抬起头,看夜空中飞舞的“夜墨虎”。有人说:怪了。这时候,怎么会有“夜墨虎”呢?

在平原的乡村,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蝙蝠并不多见。尤其是冬天。只有天气异常的时候,才会有蝙蝠出现。要下雪了么?我记得,人们一直固执地认为蝙蝠(俗称“夜墨虎”)是老鼠偷吃了盐才变成这样的,是“老鼠和盐”的故事。不吉利。乡下人最恨的就是老鼠,老鼠太可怕了,老鼠偷吃粮食。于是人们就无端地延恨于“夜墨虎”。人们一个个交头接耳相互递着眼色,尔后又用探究的眼光望着这个从城里来的“杜眼镜”,就好像这个“杜眼镜”是“夜墨虎”变的。

杜秋月被人带到了会场中央。他先是扬起头,很惊讶地看着众人。大约是看到了墙一样的人脸……接着,慢慢地,他的头勾下去了。这一刻,他脸上似有了怯意,老实了许多。面对众多的乡人,他先是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尔后一声不吭,就那么弯腰站着。

在治保主任的带领下,人们开始一次次地大声呼口号……当口号声接连响起来的时候,人们的胆子一下子壮了。人们很兴奋,像过年一样兴奋。人们踮着脚跟,身不由己地往前涌动着,人们的唾沫星子在空中飞舞,手指头一点一点的,几乎指到了他的脸上……治保主任也一次次地呵斥他:老实交代!

他仍然不说。

当口号呼到第三遍的时候,老姑父说,静静。静一静!

会场上顿时静下来了。人们的目光全都注视着他……

后来我才明白,在特定的情况下,人的语言不全是用嘴巴说出来的,眼神也能说话。特别是那些极端的、伤人最深的词汇,是用“眼睛”说出来的。在平原的乡下,就有这么一个词,叫“砸磕”。那是比喻人用眼睛来说话,是“抨击”或“贬损”的意思。就像是人们眼里生出了许多小石头,人们用目光“砸磕”他。

此时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的头勾得更低了。

他沉默着,他不想说。后来,在乡人目光的“砸磕”下,不得已,他还是说了。他吞吞吐吐地说:那个事,已做过结论了。

哄一下,会场炸了。人们齐声呵斥他:哪个事?啥事?啥子结论?说清楚!

在唾沫星子的汪洋大海里,在声嘶力竭的怒斥下,他吓坏了。他再一次弯下腰,哆哆嗦嗦地说……坏分子。我是坏分子。

看他是城里人,戴一眼镜,斯斯文文的,开初女人们还略有些顾忌。她们私下里一次次拽吴玉花的衣裳角,在她耳边小声说:这人多猴,咋就套不出话呢?你问你问……吴玉花最恨“作风问题”。于是,她小跑着上去给了“杜眼镜”一脖儿拐,说:咋当的?说。

杜秋月哭了,咧着嘴哭了。

人群里一阵骚动。有人说:哭啥哭?你还有脸哭?

终于,他吞吞吐吐地交代说:我,我谈过一次恋爱……我……后来,她又谈了一个军人……再后来,被查出来怀孕了……

人群里“嗡”的一下,像是有一群苍蝇飞过去了。他这些断断续续的句子,让人们产生了无限的想象力。人们交头接耳地说:妈的,真是个流氓!

这时,治保主任上前,大声质问说:奶奶的,“高压线”你也敢碰?咋谈的?咋怀的孕?谁的孩子……说清楚!

杜秋月有些紧张,他结结巴巴地说:那孩子……孩子、流、流、流了。

此时,治保主任突然高呼口号:叫他赔!

人们怔了一下,也跟着呼:叫他赔!

会开到这个时候,会场简直成了落满了麻雀的谷子垛。人们围旋在一起,一窝儿一窝儿,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叽叽喳喳的,越说越乱了。有紧着追问“孩子”下落的,有追问女人下落的,还有质问他到底跟人家睡了几回的……最后,人们涌上去,齐伙伙嚷道:揍他!你看他,一脸猴气。不动真格的,他不会说。

老姑父突然大喝一声:停!停停停!乱嚓嚓!胡嚓嚓!嚓嚓成米饭了。

人们的嚷嚷声被老姑父制止了。牵涉到军人,他不想让杜秋月说得更详细。就说:老杜,就到这里吧。你好好改造。

人们还想听,人们意犹未尽,人们希望他说得更详细些……人们要求说:让老杜说完嘛。让老杜说完。

老姑父断然说:就这吧。散会。

散会后,人们再看老杜,那目光就变了。村里人都知道了,老杜是有“帽子”的。老杜那天没戴帽子,老杜围着一条围脖儿。可他头上有“帽子”,是一顶看不见的“帽子”。此后很多年,我一直以为,凡戴围脖儿的人,头上定是有“帽子”的。

这年冬天,分配老杜的活儿是收尿、挑尿。村街里的厕所是男女混用的。识别方式是搭在墙上的裤腰带。开始老杜不知道“裤腰带识别法”,挑着尿桶就进了厕所,里边“哇”的一声,他慌慌地退出来,吓得一迭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后来有人质问他:你不是故意的吧?他吓坏了,忙说:不是。真不是。尔后人们告诉他:你看墙头。墙头搭的若是红裤腰带或是丝线编的、有穗穗儿的那种,那就是“女”;若是一根绳,或是蓝、灰、黑布的带子,或是皮带子,那就是“男”了。打远一看就知道。可老杜始终也没有弄清楚“男”、“女”的分别。于是每次进厕所,他都会远远地喊一声:有人么?

老杜在挑尿的头一天,就给自己备了一个大口罩。老杜是村里惟一戴着口罩挑尿的人。他担着尿桶走在村街上,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说:老杜,你戴着一个牛笼嘴干什么?他郑重地说:不干什么。我不是怕脏,我有胃气疼。尔后,当他担着尿担子拐向菜地的时候又有人问:老杜,你戴个牛笼嘴干什么?他再次解释说:不干什么。我不是怕脏,我有胃气疼。就这么一路走,一路问,老杜每次都恭恭敬敬地回答。尿是往菜地送的,一天四趟。进了菜地之后,在菜地干活的妇女们还会问:老杜,你戴一牛笼嘴干什么?他就一次次解释说:不干什么。我不是怕脏,我有胃气疼。我真的不是……人们就笑。就这么一天下来,他很自觉地就把捂在嘴上的口罩摘掉了。

过罢年,到了三四月间,春天里雨水大,村路被雨水泡泛了,全是泥浆子。架子车轧出的车辙一沟儿一沟儿的,人踩的脚印一窝一窝的,走起来滑唧唧的。当我们光脚在泥水里奔跑的时候,分派去挑尿的老杜却特意换上了一双胶底鞋,还穿着袜子。村里人见了,叹一声,说:到底是城里人哪。

治保主任看见他,伸手一指说:老杜,你过来,过来。老杜挑着尿担子过去了。治保主任说:放下。扶住树。老杜就放下尿担,看了看树,天湿,槐树上生虫了,黑麻麻一片,他恶心得干呕了一声,可他还是扶了。治保主任说:老杜,你把鞋脱了。我送你一双皮靴。老杜就把鞋脱了一只,看看主任。治保主任说:脱了,袜子也脱了。老杜手扶着树,一只脚金鸡独立,把袜子也脱了,再看主任。治保主任说:踩地上。老杜迟疑了一下,就光脚踩在泥窝里了。治保主任说:那一只。于是,两只鞋袜都脱了。治保主任指一指自己的腿,说:裤腿,还有裤腿,扁起来。老杜就把裤子“扁”(在平原,“扁”是折叠的意思)起来。治保主任说:挑上。老杜就重新挑上尿担子。治保主任说:利索吧?老杜两只脚“呼哧、呼哧”地在泥窝里踩着,拔出来就是两腿泥。老杜说:利索。利索。治保主任说:巴地吧?不滑了吧?这就对了。泥嚓嚓的,多废鞋呀。去吧。老杜一手提着鞋袜,一肩挑着尿桶,边走边点头说:好。这好。

夏天到了。割麦的时候,老杜戴一新草帽,穿一白衬衣。领口、袖口处的扣子都系得严严实实的。到了地里,人们都在看他。有人说:老杜,你这是串亲戚呢?他已经能听懂乡人的话了,说:不串。我这儿没亲戚。人们哄一下笑了。老杜很尴尬地站在那里。治保主任说:老杜,既然不串亲戚,捂那么严干什么,脱了吧。众人都说:那麦芒儿,一天都给你扎烂了。脱脱脱,赶紧脱。老杜看汉子们大多都光着脊梁,迟疑了一下,就脱。脱了衬衣和背心,众人呀了一声,只见他一脊梁的红疙瘩,都是蚊子咬的。治保主任走过来,用脚先把地上的麦茬踩倒,尔后又蹲下来用手把地上的土坷垃一一“面”了。说:会驴打滚么?老杜怔怔的。治保主任说:驴打滚你都不会?众人呱呱又笑。治保主任就现场做一示范。于是,在一片笑声中,老杜往地上一躺,跟着学“驴打滚”。治保主任说:糙糙。好好糙糙。老杜很听话,很认真,他接连在地上打着滚儿,左打,右打,左糙,右糙……众人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治保主任问:还痒么?老杜红着脸说:不痒了。不痒了。

治保主任豪迈地说:土里有药。

到了第二年,老杜已可以穿着大裤衩子,光着脊梁蹲在村街的饭场里吃饭了。他甚至学会了在阳光下捉虱。他蹲在烟炕房的门坎处,在暖暖的阳光下,“咯嘣、咯嘣”地扪一片一片的虮子。在烟炕房外,老杜也学着把刚烤过的烟叶揉碎,用旧报纸裹了卷烟吸,可他没学会,老咳嗽。他只是学会了一句话:烟太壮了。(在乡村,“壮”即呛和辣喉咙的意思。)过了不久,老杜甚至还学会了“扬场”,他一边扬一边还认真地背口诀:扬出去一条线,落下一大片……人们又笑。

秋后,在芦苇荡里割苇子时,老杜已可以跟那些妇女们说说笑笑了。秋后的苇叶像刀片一样,一不小心就把身上割一道血印。女人们一边教他割苇子一边问他:老杜,那女的是你的学生吧?老杜先还扭捏着,说:不是。又说……是。也算是。毕业了。女人们说:说说,咋勾引人家的?老杜说:是、是她先“那个”我。女人们说:不会吧?人家一姑娘……说说呗。老杜说:有一天,正走着,她突然剥了一块糖,塞我嘴里了……女人们说:甜么?他说:甜。女人们问:后来呢?把持不住了?他连声说:没有。没有。接着又交代说:就跟她看了一场苏联电影,她把手递到我手心里……女人们问:那还不握住?他说:握,握了。女人们追问:软和么?抠人家手心了吧?他说:没有。真没有。汗,我出汗了。女人们说:咋那么不小心,就怀孕了?老杜诺诺地说:“安全期”。她说是……“安全期”。女人们齐声问:啥是“安全期”?他说:我,我也……说不好。女人们又连着问:那怎么就让人告了呢?老杜叹一声,摇着头说:后来,我不知道,她、又谈了一个……女人,斗(读)不懂的。女人们哄地笑了,说:说说,你“斗”了多少女人?老杜也笑,苦笑,说:没有。就这一个。女人们都替他惋惜,说:你说你,就“斗”一女人,还弄了顶“帽子”,亏不亏?在一片哄笑中,老杜很快就得到了女人们的谅解。女人一向同情弱者。她们一个个都争着教他些割苇子又不伤手的方法。一个个说:老杜,你真是倒霉呀。

老杜戴着“帽子”呢,老杜很低调。这一点正是村里女人们喜欢的。她们先是教他做饭,尔后又教他学会了破篾子、编席。甚至还教他站在滚动着的石磙上碾篾子。老杜的水蛇腰半弯着,站在石磙上总是保持不住平衡,摔了很多跤。老杜的眼镜架摔坏了,用线缠着,让人看了很亲切……在村里,老杜一举一动都会惹女人笑,常笑得女人们直不起腰来。

后来,村里人都说老杜进步很快。老杜先是晒黑了,也耐冻了。那一年,割完荡里的苇子,村里“打平伙儿”时,在众人的撺掇下,老杜居然也喝了一碗酒,醉了。

“打平伙儿”是编席窝儿一年一度的庆祝方式,村村如此。一般都是割完苇子的时候,由公家收席点预支一些钱(这钱在交席的时候由各家分摊着扣除),买上一扇猪肉,再由村里出些白菜、粉条、豆腐之类,在刈过的芦苇荡里就地垒一灶,支上大锅炖了;再买上几坛便宜的红薯干酒,燃一堆篝火,全村人都来热闹一番……这几乎算是男人们的节日。村里汉子们喝了酒就玩“顶牛”,一对一、头顶头,看谁把谁顶败了,胜者有奖:好酒者(额外)奖三碗酒;好肉者(额外)奖三碗猪肉炖粉条。那天,看汉子们嗷嗷叫着,闹着,胜者大碗喝酒……老杜先是在一旁看着。红薯干酒性烈,他已在众人的撺掇下喝了一碗,有些醉意,就一个劲地傻笑。这时,有人叫道:老杜,上来,顶一个!让老杜顶一个!

老杜先是一怔,摆着手说:不行,我、不行……可是,众人一拥而上,还是把他给推出来了。谁也没想到,当老杜站到篝火前时,先是还扭捏着、推让着,突然一下子就活泛了,他用左手支着腰,挺直了腰杆,头发一甩,扬起脖儿,红着一张酒脸,两眼一闭,“啊”的一声,竟朗声背起诗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这下子,众人傻了。汉子们一个个互相看着,问:娘耶,他“西”(兮)啥呢?日白的啥?有人摇着头说:乖乖,大学问哪!老杜大学问!有的说:是啊,老杜学问深着呢。不简单,真不简单……只有治保主任说:球,球哩学问。

往下,老杜朗诵的声音越来越大了。只见他不时地扬起手臂,舞动着、比划着,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唱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是呀,人们瞪大着眼睛,全都傻傻地望着他。人们听不懂,人们不知道他在“日白”些什么。人们只是猜测:这就是“学问”哪,大学问!乡人们被他的情绪感染了,一个个拍手叫好。可是,正当人们齐声叫好的时候,老杜却突然停了。他怔怔地站了一会儿,“哇”一声哭起来了。一个五尺汉子,平身往地上一躺,放声大哭……人们互相看着,说:这、这是咋啦?这时候,女人们涌上来,乱纷纷地说:醉了。老杜醉了。把他抬回去吧。于是,人们七手八脚地,把老杜扛上,抬回村里去了。

这年的冬天,到老杜烟炕屋去的人越来越多了。人们一旦闲下来,就说:走,找老杜“喷空儿”去。于是,老杜住的烟炕屋就成了汉子们“喷大空儿”的地方。在平原,“喷大空儿”就是谝闲话的意思。这在上层叫做“清议”或者称之为“交流”,在民间就是“喷空儿”了。天南地北,贩夫走卒,皇帝老儿,说到哪里,就是哪里。当然,这里边也有长见识的含意。人们相互间熟了,熟不拘礼,来了就往屋角里、门坎上一蹲,听老杜“喷空儿”。

这时候,人们都忘了老杜的“帽子”,老杜自己似乎也忘了他头上还戴着“帽子”呢。一到晚上,老杜的烟炕屋就热闹起来。老杜说……我准备给中央写封信。是时候了,我看可以解放台湾了。人们都瞪大眼睛望着他。老杜说:你们知道么?吴庭艳,越南的吴庭艳被击毙了!这时,有人小心翼翼地问:这个啥子吴庭艳,是干啥的?有人马上说:你懂个球!听人家老杜说。老杜说:这个,吴庭艳嘛,是越南的总统……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消息,大好消息。你们知道么?美国出大问题了,肯尼迪被刺!又有人问:肯尼迪是谁?有人立即制止:你管肯尼迪是谁呢?听老杜说呗……老杜说:总统,美国总统。这个肯尼迪,还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只有三十六岁,死了,被刺了。美国黑人也不断地上街游行示威。所以我说,是时候了。

白天里,老杜依旧去挑尿。有人一边系着裤腰带一边问:老杜,你那信,给中央的信,写了么?这时候,老杜大约意识到了他的“帽子”,就含含糊糊地说:正斟酌呢。我得斟酌斟酌。那人说:是,那是。你这么大学问,给中央上书,可不是小事……老杜说:那是。路上再碰上谁,就有人打招呼说:老杜,夜里可早点吃饭,再给说说美国的事。美国,那啥子“丁”啊……老杜说:马丁,马丁·路德·金,是黑人领袖……

一天,当老杜挑完尿,又到大队部去看报纸(大队部里有一份《人民日报》)的时候,老姑父见了老杜,说:老杜,听说你要给中央写信?老杜一怔,说:我,我是说,那个啥,解放台湾……老姑父瞪了他一眼,摘下帽子,摸了摸他新剃的头,光头,什么也没有说。老杜脸色变了,连连点头说:知道。我知道。

这年冬天,到了下雪的时候,无梁村妇女们一个跟一个学,突然都围起了绛红色的围巾。那些在城里有亲戚的年轻姑娘,还专门托人从城里捎回了很艳的玫瑰红围巾。过年时,村街里走着一片红,石磙上晃着一片红……很喜庆。只有老杜不再围围巾了。他怕村里人说他。老杜的围巾束在了腰里,他说这样暖和些。

第三年,老杜由于表现好,就被派到村里的小学教课去了。

老杜大概很愿意当教师。不知怎的,老杜突然就傲起来了。他特意去镇上理了发,梳了个偏分式,还上了些头油,看上去明晃晃的。老杜再一次换上了他的四个兜的干部制服,脚上换了一双皮鞋,那皮鞋原来一直在箱子里放着,还是双三接头的,他咔咔地走在学校院门口,引了很多孩子看他的脚。老杜扶了扶眼镜,说:同学们早……我们都愣愣地望着他,一时像傻了似的,肃然起敬。

当治保主任在学校门口碰上了老杜的时候,他“哟”了一声,眼珠子瞪得像是要飞出来,他说:老杜,蚂蚁上树了?还穿上皮嘎了?神气呀。

老杜不好意思了,赶忙解释说:主任,给学生上课,那个……得注重仪表。

治保主任看着他,说:哈?一表?啥子表?

老杜郑重地说:我作为教师,仪表要整洁。

治保主任手一背,鼻子里哼一声,说:好,一表好。你这人哪,一表,那就……一表吧。还有,你不是要上书么?到时候,老蔡说了,得审审。

老杜哑了。

当年,小学校长苗国安也是无梁的女婿。当他在校长室第一眼看见老杜时,竟有些手忙脚乱。他先是下意识地忙把“扁”起来的裤腿捋下去,接着又把踩在椅子上的一只脚放在地上,挺了挺腰板……突然又觉得不妥,庄严地咳嗽了一声,说:老杜,进来吧。

当杜老师从校长室里出来时,就显得不那么神气了。这时候,他才明白,他只是一个临时的代课老师。据说,苗校长还特意点了他一句,说:老杜,你可要注意,你戴着“帽子”呢。老杜惶然说:知道。我知道。他夹着两本小学课本,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从校长室走出来。在校园里,他一路走一路摇着头,嘴里不满地、嘟嘟哝哝地说:我大学毕业,让我教小学三年级?太小儿科了吧?!

可是,虽然只让他教小学三年级,他还是很高兴。那天,当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他的头忽一下就扬起来了,他扬头的姿态潇洒极了!他的头偏着往上一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地写下了三个大字:杜秋月。尔后,他用粉笔点着黑板上的字,朗声说:同学们,认识这三个字么?杜、秋、月。这是我的名字,我就叫杜秋月。就是《红楼梦》诗句里“一轮明月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里的那个“月”!说着,他在自己的名字下重重地画上了两道粉笔印!

接下去,他又刷刷地在黑板上写下了两行诗句: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写后,他拍拍手上的粉笔末,清了清喉咙,大声问:知道这是谁的诗么?——李义山,也就是李商隐。

说完,他站在讲台上,望着下边,怔怔的……

我们傻乎乎地望着他,这几乎是傻对傻。他迟疑了片刻,突然说:哦,你们,三年级是吧?不明白是吧?你们,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还小……以后,以后会明白的。现在,上课。今天,今天讲……他翻开小学课本。

我们齐声喊道:小猫钓鱼!

他说:那就小猫钓鱼。

从此,杜秋月就成了我们的三年级二班的老师。我们私下里都叫他“杜眼镜”。杜眼镜教我们语文、算术、美术、音乐兼体育。上课时,杜眼镜喜欢用粉笔头“点名”。在课堂上,要是哪位同学打瞌睡了,他就掰一小节粉笔头,把粉笔头拿在眼镜片前,晃晃,以瞄准的姿势,“啪”的射出去。可他总是把粉笔头射偏,尔后再来一次……十不抽一会射在脑门上,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杜眼镜上课与别的老师不同。他会不时地改变上课的方式。有一次上课钟声响过之后,他竟然把我们全班学生带到学校的操场上,讲的却是算术课。

那天上午,他把一块小黑板绑在篮球架的横梁上,让我们在操场上列队站好,尔后他突然跑了……我们就那么列队站在操场上,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有同学问:这不是算术课么?有的说:改体育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匆匆地从操场后边绕过来,推来了一辆破自行车,那是从老姑父那里借的。他把车子扎在我们面前,大声问:同学们,这是什么?

我们大声说:洋驴!(那时候,我们把自行车叫做“洋驴”。放学后,我们常常站在大路牙子上,齐声喊道:骑洋驴,戴手表,老子不干你吃屌!)

他说:这叫自行车,上海产的“永久牌”自行车。知道上海在哪里么?

我们大声说:不知道。

于是,他又在小黑板上用粉笔画了一幅中国地图,在地图上标出了上海的位置……尔后又给我们讲起了上海,他说:上海是一个大城市……接下来,他从“上海”讲到上海产的“永久牌”自行车,这才开始讲自行车的构造和原理,讲大齿轮和小齿轮之间的关系……讲着讲着,钟声响了,别的班都下课了。全校的学生都哄一下围上来,看他一个人讲课。

看这么多的学生都围过来听他的课,杜眼镜一定是兴奋极了。他不但眉飞色舞地给我们讲解,竟然还亲自蹲下来,现场给我们做示范。在众人的观摩下,他一会儿蹲下,一会儿又站起,一边呼呼地搅动着那辆自行车的脚蹬子,让车轮飞快地旋转起来,一边在小黑板上写上大齿轮与小齿轮的转速比率……

老实说,这节课太新鲜了!同学们都很兴奋。这时,他说:谁愿意上来试试?于是,全班同学都举了手,一个个都跃跃欲试。他就一一点名,批准我们班的学生每人上去绞上一圈,蹲下来仔细观察小齿轮与大齿轮的转动,来计算大齿轮与小齿轮的速度之变化……那时候,自行车很少,我们看着这辆自行车,都眼馋着想上去骑一骑。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他说:好,破个例吧。我给你们破个例。于是,他又一个个喊着我们的名字,由他扶着后架,让我们每人上前学骑一圈儿。那时,操场上一片笑声,学生们高喊着:歪了,歪了!驴歪了……还没等到课上完,左一歪,右一拐的,那辆自行车就摔坏了……这天下午,到了上自习课的时候,他又赶忙推到镇上去修,据说被老姑父逮着臭骂了一顿。

有一段时间,由于他课上得好,同学们很快就喜欢上了他。他几乎成了我们追随的榜样。我们光着脚学他“咔咔”地走路,学他扬头的姿势,头一扬,再一甩……可谁也学不像。下课后,我们甚至学他用粉笔头相互“射击”,可谁也射不出他那样的效果,因为我们没有“眼镜”。

上体育课他喜欢领着我们打篮球。在那个简易的球场上,杜老师的投篮动作十分优雅。他的三步上篮就像是表演杂技,他“噔、噔、噔”跑上三步,尔后飞身上栏,右手高高挑起,就像是雁飞一样,手腕子一翻,准确地把篮球扣在篮里,看得我们目瞪口呆!

后来,杜老师的头昂得越来越高了。他见了苗校长也不再点头了,就那么夹着课本昂昂地走过去,连苗校长都吃惊地望着他。冬天里,他又围上了他的红围巾。每每围巾的一头脱落下来时,那扬脖儿的一甩简直神气极了!有几天,他走路时嘴里总是哼唱着什么,脚下就像是装了弹簧似的,一弹一弹地走。有时候他还会像篮球场上三步上篮似的,突然来一跳跃或是滑步……可见他心里是多么高兴!

可是,杜眼镜又差一点犯错误,犯男女关系错误。在老师们的窃窃私语里,我们知道:在我们学校,有一个绰号叫“别针”的高年级女学生,偷偷地喜欢上了他。据说,这个号称“别针”的邻村姑娘,总喜欢在胸口上别一个大别针。那个“别针”明晃晃的,不但成了她的装饰品也成了她的雅号。有一段时间,她总在我们教室门前晃来晃去,下了课就追着杜眼镜提问题,说:杜老师,你等等……后来,她每天早早地从家里溜出来,偷偷地把一个煮熟的鸡蛋放在杜老师讲台上的讲桌里。当讲桌的抽屉里放够六个鸡蛋的时候,杜眼镜才发现……于是他就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鸡蛋的图画课,讲的是一个外国大画家画蛋的故事。他说,外国有一个名叫“达达奇”的人,他从画鸡蛋开始最后画成了一个世界著名的大画家……(在我的童年的记忆里,他说得的确是“达达奇”,我们记住了这个“达达奇”。可一直等很多年过去了,我才从一本书里看到,他说的那个人,其实不叫“达达奇”,而是达·芬奇。)我记得,那一堂课的后半节我们全班都画了鸡蛋,虽说是比葫芦画瓢,可我们却没有一个画得像鸡蛋。这就注定我们成不了画家。因为我们很少吃鸡蛋,那是“银行”。

渐渐地,我发现杜老师周围出现了一些目光,像黑蚂蚁一样的目光。有老师私下里提醒我们说:离他远一些,他戴着“帽子”呢。可还是有学生接近他,我们都喜欢他。

据说,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那个绰号叫“别针”的女同学躲在年级教研室扭弯处一截矮墙后边,突然拦住他,问:杜老师,鸡蛋你吃了吗?杜老师怔怔地站在那里,说:鸡蛋?“别针”说:鸡蛋。他说:噢,噢。是这么回事。我还以为……这不好吧?她说:我家有三只母鸡,一只芦花,一只鏊子黑,一只生产鸡。有时两只下蛋,有时三只下蛋,早起,鸡蛋是我一个儿拾的,家里人不知道。我娘说鸡蛋补气血……他说:噢。噢。谢谢。他往前走了两步,却又站住了,说:你以后,不要这样。这样不好……可是,“别针”从墙后跑出来了,她一下子就抱住了他……杜老师一定是吓坏了,他闭着两眼,喃喃地一迭声地说:别,别别,我犯过错误,我犯过错误,我犯过错误。“别针”说:是我愿意的。我愿意。我愿意。杜老师说:别,别,别……“别针”说:你摸,你摸,你摸……杜眼镜又有些把持不住了,他浑身抖着;那“别针”也软得像一摊泥,吊在他的脖子上,两人都像筛糠一样抖着……据说,就快要出事时,还是苗校长的一声咳嗽挽救了他。苗校长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大咳了一声,把“别针”给吓跑了。

这天夜里,苗校长把杜眼镜叫到了校长室,狠狠地熊了他一顿。杜眼镜吓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再后,苗校长对人说,他早就发现了他们二人很不正常,一直盯着他们呢……是苗校长挽救了杜眼镜。要不,“别针”家是邻村一大姓,本族人口众多,若是他的家人知道了,会把他打飞的。

此后不久,苗校长又跟“别针”谈了话。从此,“别针”再不到学校里来了,她嫁人了……杜眼镜再见苗校长时,会默默地点点头,以示敬畏之意。

从此,老苗,我们的苗校长咳嗽声更响亮了。他终于找回了自尊。

在乡村,有些事情是突如其来的。

我们叫做“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是藏在心底里的、有着悠久历史渊源的、说不清来由的精神恐慌。就像是远远的天边隐隐有了雷声,却仍然是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可是,风忽然就腥了,刮起来了。等人们愣过神儿的时候,已是大雨倾盆了。

记得,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杜老师正在课堂上给我们朗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他的声音就像是唱歌一样,好听极了!他张开双臂,两眼先是圆睁,尔后微微地一闭,做一波澜壮阔的姿态,仿佛已化身为黄河,奔腾而下……突然之间,没容他走出“黄河”,睁开眼来,镇上中学的一群学生嗷嗷叫着冲进来,兜头扣了他一桶糨糊!

一时,课堂上很静,只有杜老师仍然“波澜壮阔”地立在那里,他身上的糨糊自上而下从头到脚沥沥啦啦地流淌着,那糨糊是杂和面儿打的,带有一股子发了霉的豆腥气。他浑身上下全是糨糊,眼镜也被糨糊糊住了,白花花一片,成了一个“糨黄河”……那个为吟唱“黄河”而做出的一个“大”字仍然伸展着,糨糊淋淋沥沥在地上滴出了一个扁担长的“一”字,杜老师顿时成了一只刚从汤锅里捞出来的老母鸡!紧接着,一个纸糊的高帽子又猛地扣在了他的头上,那上边写着打了红叉的黑字:坏分子杜秋月!

杜老师哭了,扑扑哧哧的,像孩子一样。他哭得很伤心,完全丧失了一个老师应有的尊严……他哭着说:我看不见。同学们,我看不见……

杜老师戴上真正的“帽子”了。那纸糊的帽子把他的眼镜都扣住了。给杜老师戴高帽的是镇上中学将要毕业的高年级学生。镇中的学生之所以敢往老师头上泼糨糊,是因为他们一人戴着一个“红袖章”。

从镇上中学赶来的学生里,领头的是治保主任的儿子,大名吴小屯,外号叫屁墩(后有一段时间他曾改名为:吴红卫)。吴小屯把胳膊上戴的红袖章往上一捋,神气活现地站在讲台上,一只手按着杜老师的脖儿梗,另一只手挥动着,大声说:同学们,他被揪出来了,再不要听他放毒了!

我们仍然傻傻地看着,不知道这又是什么“梦”……

这时候,大队部里的大喇叭突然响了。那声音高亢、鲜艳,就像是从天外突然飞来了一只大鸟,会唱歌的鸟,听来让人兴奋,也让人激动和紧张。在我原有的印象里,屁墩就是屁墩,屁墩让我联想到红薯,与屁墩联系最密切的应是红薯,屁墩放的红薯屁比谁都多。但是,一旦他戴上了这个“红袖章”,他一下子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连说话的腔调都变了,几乎成了一个领袖!

一时间,老母鸡变鸭,屁墩成了“领袖”了。在雄浑高亢的音乐声中,屁墩又领人揪来了两个老地主,四个富农(四男二女,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加上杜眼镜,共七个人。七个头戴高帽子的人,用绳子串在一起,战战兢兢地排队走在操场上。屁墩不时用脚踢着他们的屁股,喝道:一二一、一二一,走好……几乎所有人都在听从屁墩的号令。那其实是在听“红袖章”的号令。就因为他胳膊上戴着一个“红袖章”,他就可以用棍子一个个点着那些老人的头,说:你。你。还有你。站好了!

这时候,我们成了一群围观者。我们试图不看屁墩,我们曾经很蔑视他。可我们现在不能不看他了,他的胳膊上戴着一个“红袖章”。我们所有人都盯着屁墩胳膊上的“红袖章”。我们一个个都为“红袖章”着迷!它像是有无限的魔力,使每一个戴上它的人气冲牛斗!我们都渴望得到这个“红袖章”,只要能戴上这个“红袖章”,让我们干什么都行,哪怕是死!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很想去找一块红布,给自己缝一个“红袖章”戴上。可我不敢,那东西太神圣了!于是,我们自觉自愿地成了屁墩的追随者。我们高呼着口号,小跑着跟在屁墩的后面,我们追随的不是屁墩,而是“红袖章”。

……后来,我们也开始踢那些老头的屁股,踢老师的屁股,偷偷地。

我们虽然曾经狂热地追随过杜眼镜,可他被“打倒”了。一个被“打倒”的人不再受人尊敬。我们都在看他的笑话,我们觉得他可笑极了,一身的糨糊,那纸糊的高帽子把半个脸都罩住了。他可怜巴巴地被人拎着脖领子,一脚踢倒在地,跪在操场的中央,就像是个晕头鸡……真糠包呀!

紧接着,在屁墩的带领下,十几个镇上中学的学生架着老杜,让他表演性地做了一回“喷气式飞机”。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喷气式飞机”,在屁墩的指挥下,由杜眼镜现场示范,让我们看到了“喷气式飞机”的造型。戴“红袖章”的学生把他的两只胳膊架起来,用力向后扬,腰弯着九十度,头往前冲,把头发揪起来,这就是“喷气式”……后来,全村人都赶来看“喷气式”了。

操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于是,屁墩一次次神气活现地振臂高呼:打倒杜眼镜!

人们就一次次跟着呼:打倒杜眼镜!

屁墩喊:杜眼镜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们也跟着呼:杜眼镜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屁墩本是要把老杜带到镇上去游街示众的,被匆匆赶来的老姑父拦住了。

老姑父说:不能走,老杜下放改造,归大队管治。

屁墩说:你包庇坏分子!

老姑父用本地话骂道:放你娘那臭狗屁!老子革命时,你还在你娘裤裆里呢。

屁墩说:你敢骂人?

老姑父说:骂你是轻的。大队是一级组织,你算老几?把人放下。民兵集合!

……屁墩到底年轻些,他被老姑父的气势震住了。这时,治保主任上前说:墩儿,听你姑父的。

当天晚上,老杜蹲在河边上清洗身上的糨糊,他一边洗一边哭,小声呜呜地哭,像是一个被人掐了脖子的狗娃……哭着哭着,他一头栽到河里去了。刚好老姑父怕老杜寻短见,派一民兵偷偷地看着他。人一吆喝,村里人跑过来,把他给捞上来了。

老杜哭着解释说:我不是故意的。我不会自绝于人民,我是失脚滑下去的。真的。

此刻,村里女人们又觉得他可怜,赶忙从场里搬来几捆谷秆草,用秆草火给他驱寒……

到了晚上,老姑父到烟炕屋来了。他蹲在门坎处,对老杜说:老杜啊,教了两天学,你还理一分头,穿一皮鞋,你说你烧啥呢?老杜弯着腰说:是。我错了。我知道错了。老姑父说:你也别往别处想,好好改造。有我在,没人敢咋你。老杜流着泪说: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改造,脱胎换骨。老姑父说:看你说的,血可以换,骨头能换么?老杜保证说:你放心吧,我能。我一定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老姑父叹一声,安慰他说:你也该成个家了。赶明儿,我给你说一个。老杜苦着脸说:我这样,谁要我呢?

第三天,公社开批斗大会,老杜又被人押着送到公社去了。据说,老杜头戴纸糊的高帽子,在台子上整整跪了一天……如果不是老姑父跟着,他就回不来了。

三天后,老杜重又回村挑尿去了。他戴着一顶吓老鸹的破草帽,穿着裤衩子,光着脚丫子,挑着尿担子顺着墙边走,战战兢兢的,见人就点头。在村街里的厕所门前,他小心翼翼地问:有,有人么?

这时,治保主任提着裤子走出来,见是他,喊一声:老杜。

老杜弯着腰说:有。

治保主任再喊:老杜。

他说:有。

治保主任说:大声点。

他说:有!

一九六九年,老杜结婚了,娶的是一个寡妇。

这寡妇是老姑父给介绍的。寡妇姓刘,王家庄的,小名刘欢,大名刘玉翠。刘玉翠长得还算周正,就是个吊梢眼,颧骨高些,按平原乡村的说法,“克”男人。她男人王松球三个月前死在了煤矿上。

那时候煤矿上虽然经常死人,因为工资高,还是有人争着去。按规定,死在煤矿上的工人可以领到三百元抚恤金。更有吸引力的是,还可以让一个直系亲属接班。据说,在葬礼上,刘玉翠竟然和婆家人打起来了。为的是争一张纸,那是一张“招工表”,这是待遇。寡妇刘玉翠和婆家兄弟为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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