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午，张生差点又喝高了，还是夫人来接走他的

今天早上，远生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一个农民工不远万里，来到荷兰，只为看一眼梵高的画。他，临摹了10万张梵高的画，但是一副真迹都没有见过。在此之前，他是深圳大芬村的一名画工。整天蜗居在不到10平米的画室。这里的画工，大多数农民出身，但拿起画笔，就成了中国的梵高、莫奈、达芬奇。

不过，他们跟画家有着根本的区别。更准确地说，在这里，一副油画的诞生，更像是流水线作业。有人只画蒙娜丽莎的左眼，有人只画麦田里的乌鸦，常常数十年，有人只画一朵云，一棵树，一只眼睛。

按理说，现如今用机器打印一张油画，成本低得多。可在这个机械复制的时代，欧洲的中产阶级，所崇尚的依然是手工复制。高科技越发达，手工越昂贵。于是，在遥远的东方，深圳一个叫大芬的城中村开始崛起，这里交通便利，房租便宜。最重要的是人力极其廉价，画商们看到了商机，他们放弃了人力更加贵的香港和韩国，来到这租画室，招募画工，然后将他们的画批量收购，销往海外。

一个叫小勇的男人，便成了其中的一员。在画了20多年的梵高后，小勇开了自己的画廊。他收的第一个学徒就是自己的老婆，紧接着弟弟也加入进来，与一生只卖出一幅画的梵高不同的是小涌的画全部卖出，通过反复的训练，妻子画一幅《星月夜》只需要两个小时，小涌画一幅梵高自画像只需要28分钟，梵高的画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们肌肉的记忆里。百年前的梵高一定想不到，自己那些无人问津的画作，竟然在百年后的大洋彼岸，养活了无数的家庭，讽刺的是，这些复制他的画的人，甚至有很多，都不知道梵高两字怎么写。但是小勇不一样，冥冥中他感觉梵高和自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天夜里，小涌组了一个局，一边喝酒，一边看梵高的纪录片，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屏。他想了解，这个让自己得以谋生的人，传记里的梵高一生孤独，他被当作怪胎，被排挤，从荷兰到英国、法国，他四处辗转，一路流浪，一辈子只卖出了一幅画，最后在贫困中死去。他把一生的热爱和激情，都留在了画里。麦田里的乌鸦、新月夜、向日葵、杏花，画工们目不转睛盯着荧屏，这个百年前的画家，和他们一样，一文不值，四海为家，不被理解，渴望被接纳，在他们灵魂深处，有相似的成分。他们临摹了几万幅梵高的画，熟悉梵高每一幅画的色调、笔法，可他们一次都没有像梵高那样为自己的心做画。

影片结束后，小涌萌发了一个愿望，去荷兰亲眼看看梵高的真迹。过年时，他在饭桌上说出这个愿望，同辈的中年人尴尬地笑了笑，他们没有回应，而是说恭喜发财。理想，对于一个拖家带口的中年人来说，是一种奢望。小涌心里那团火，亲友们只能看到烟。

2008年小勇接到一笔欧洲的订单，订单来者荷兰阿姆斯特丹。小涌很兴奋，那是梵高美术馆所在地，是梦开始的地方。合作多年后，客户向小勇发出一个邀请，邀请他去阿姆斯特丹，他们负担小勇的吃住，小勇只要出来回的机票。冥冥之中，小勇心中的那团火又被点燃，他跟妻子商量了无数次，但最后的话题，总是回到钱上，中年人的世界容不下理想主义，直白点来说，两张机票，得画多少张油画，才能换回来。房贷、车贷、孩子的学费，哪一样不要钱？

不过最后，妻子还是同意了，她看到了丈夫眼中少有的光。办好护照，安排好家里的琐事，小勇收拾了行李，坐上了这趟人生中最遥远的航班。然而落地后，眼前的一切刷新了小勇的认知，他原本认为这里高楼林立，大夏纵横，但到了才发现，阿姆斯特丹更像一个小镇，不大，但是很精致。比钢筋水泥的深圳更加适合画进画里，小勇一直拍个不停，镜头里他笑的像个孩子，在梵高美术馆附近的一个小摊，小勇一眼认出了自己画的画，那副巨大的梵高自画像是小勇的得意之作。店里的小哥告诉摄影师：这个梵高像卖500欧元。摄影师打趣地问小哥：你知道这是谁画的吗？小哥尴尬一笑店里老板热情接待了他们。小勇也带来了见面礼：一副向日葵和梵高自画像。老板打趣道：今天晚上我拿这幅画和美术馆的对调，相信我，他们不会看出任何差别。摄像组的人都被逗得哈哈大笑。

只有小勇他的神情越来越落寞。小勇说：他和我合作了这么久，我以为他的画廊很高档，没有想到，他是个卖纪念品的。小勇的作品与其说是画，倒不如说是特产，更为贴切。他们随意挂在墙上，供人挑选。站在那副花了他很多心血的自画像旁，小勇沉默了。他有些失落，但更加多的是不解。店里的仿制画低档，但不廉价，那副《大象》荷兰商人以450元人民币价格收走，一转手就以500欧元（大概等于5000元人民币）价格出售，漂洋过海，这画的价格翻了8倍多，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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