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吃进嘴里的第一师团必须受到其应有的惩罚，这是中国作为强国崛起并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重要标志。虽然现在远远做不到“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但是血债血偿是一种必须。

老祖宗都说过“以德报怨，则何以报德”的话，屠杀中国伤员这个恶行如果得不到洗刷，既是对逝者最大的不敬，也是国家和军队的奇耻大辱。

想赢得别人的尊重，特别是嗜血如日本者，打疼还不够，还要打得他满地找牙、再想惹事都要三思才行。这一仗既是打给日本人看，也是打在欧美人的脸上：连最大的强邻日本都打了，你继续控制我的领土作租界、拿我的地盘作势力范围，难道心里没个逼数吗？

尽管日本有海军仍有一定威胁，但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使用陆军的张汉卿还是无惧于这些。在丛林时代，拳头就是话语权，就是真理。日本舰队只能在人民军岸炮的射程之外行动，就深刻地说明，这个时代还是相信实力的。

日军在朝鲜的惨败不但让全世界的军事观察家们大跌眼镜，也使张汉卿渐渐修正了仅在朝鲜进行消耗战的决定。

既然中国能够并且已经成功地拖住了日军的全部主力，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在其它地方的日本驻军的质量必定是下降的？眼光不能局限于朝鲜战场，视野开阔些，还有更大的天地可供遨游。

不经意间，他的目光转向了湾湾。

1914年到1918年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动摇了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统治权威。历经这场战争，十九世纪兴盛的民族主义，一般只适用于规模较大的国家民族，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改造成弱小民族也能适用。在这种情况下，皿煮与自由思想风靡一时，民族自决主义更弥漫全世界。

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倡议民族自决原则及稍后列宁所鼓吹的“殖民地革命论”，于相互竞争中传遍了各殖民地。

为了适应付殖民地的骚动，逐渐弱化了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对殖民地做出让步，允诺更大的殖民地自治权或者更开明的制度。

1910年代中期，日本本国的政治生态也有了改变。

在此一时期初，日本国内正处于由藩阀政|府与官僚政治转换到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的所谓大正皿煮时期。1919年，田健治郎被派任为殖民地湾湾的首任文官总督，他在赴任前，与日本首相原敬谈妥，以同化政策为统治的基本方针，并于同年10月正式向府内官员发表。

他表示，同化政策的精神是内地延长主义，也就是将湾湾视为日本内地的延长，目的在于使湾湾民众成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导，以涵养其对国家之义务观念。

之后廿年，总督府历任总督延续此政策。在具体措施上实施地方自治、创设总督府评议会、公布尔日台共学制度及共婚法、撤废笞刑、奖励日语等，对于促进同化、减少差别的工作颇有作为，也改变了过去后藤新平的“以无方针为方针”，“只管铁路、预防针与自来水”的内政方向与统治政策，故此时期可称之为与始政时期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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